我谈这个话题，源于两个事由。一是历史作家、学者张宏杰与出版商果麦文化公司及路金波、吴怀尧的争执。因双方都是名角，这场说起来原也寻常不过的出版风波，遂成惊天新闻，举国瞩目。就我所见，批判的声音，集中于出版商，却也有些冷箭，射向作者。譬如有人认为，作者应该把满腔精力放在书上，对版税如此斤斤计较，有损文化人的颜面。这般高冷的言论，不由令人哑然失笑。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春节期间。一位朋友，预售文章（待集齐多少红包或赞赏，便动手写作所预告的文章），被批评不够矜持，铜臭扑鼻，他辩解道：这么做固然寒酸，比起一些同行，却干净多了。我以为这样的辩解，才是真正的寒酸。本来天经地义、无比正当的行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反驳，反而先要自贬一番呢？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孔子说“君子固穷”，与“小人穷斯滥矣”对照，意思是，君子能安守贫困，小人贫困便会胡作非为。只不过，君子安守贫困，并不等于说君子一定要贫困。以孔门七十二贤为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是君子；“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的子贡何尝不是君子呢？所以说贫困绝非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君子固穷”只是孔子思想的一面，须知他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后世由此推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明训。说到底，以培养君子为毕生使命的孔子，决不会宣讲“耻于言利”。他的教育哲学，以人性为基础，任何脱离、扭曲人性的思想和行动，他都不可能主张与宣扬。试看他的言论，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还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等，皆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

孔子对利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说白了，可以言利，必须有道。这无疑是最可取的观念，足以垂范后世。

不幸的是，孔子的利益观，遭到了后世遗忘，正如他的思想，遭到了后世背叛。遗忘与背叛他的人，包括那些高举他的招牌，把他推上了“大成至圣先师”宝座的权力者和儒家子弟。在孔子没落（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被架空）的同时，“耻于言利”的观念渐渐崛起，终而成其为一种坚固的传统，被用于教化芸芸众生，或者作为道德批判的利器。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我们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捍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正契合道德的要义，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

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其次，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

耻于言利的第二个成因，与历代政府对商业、商人的打压相关。古代中国，虽有重商的政策与商业的繁荣，不过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重农抑商，才是主流，绵延千载，譬如把商人置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对商人课以重税，限制商人穿衣、乘车、建房，禁止商人后代参加科考、做官等。轻商、抑商的苦果，不仅阻碍了商业发展，还严重扭曲了国人的利益观：当“商人”与“重利”之间画上了等号，对商人的歧视，必将导致对利益的歧视；当重利沦为一种耻辱、一种罪行，耻于言利则成必然。

从这两点成因来看，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败坏者，十之八九。

耻于言利的危害，至少包括四点：一、本是正当权益，如作者被媒体、出版商等拖欠稿费，却因耻于言说、维护，从而白白沦丧，怯于维权，必将导致侵权横行；二、逐利是人之本性，我们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却是耻于言利，换言之，既要追逐利益，却不敢大张旗鼓，只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这终将造成一种人格的分裂；三、以耻于言利为标尺，所塑造的君子形象，不仅单薄，而且歪曲，如果把这样的君子视作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则可窥见传统的限度：连正当权益都不知、不敢捍卫，如何向现代转型，与现代接榫；四、对商业的歧视是耻于言利的成因之一，反过来，耻于言利影响了国人的商业观，仿佛商人眼里只有利益，仿佛重视利益便是一种原罪，缺乏正确的商业观，同样有碍商业的兴盛，须知商业与利益非但不是道德的敌人，相反，如孟德斯鸠所云：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

今日中国，尽管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的门槛，耻于言利的阴魂依然不散。这表现在一些人身上，是耻于言利；表现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要求他人耻于言利。如开头所述的两个案例，第一个显然属于后者，第二个则两者兼具。基于此，我们不仅要调整利益观，还要调整道德和勇气，从耻于言利转向勇于言利，只要我们所追求的利益正当而合法，只要我们追求利益的方式正当而合法。

（羽戈  青年学者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