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两种经济体制割裂对立的重要原因，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而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起步时的生产力水平完全不同，因此，自然也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与之配合。

理论是灰色的，让我们用数据和实例说话。

中共建国初期，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极其落后。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以当时大陆总人口5.44亿（1950年估算数据）计，人均不到0.6斤钢。这点钢产量刚刚够建两座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竣工，全部工程用钢材6.65万吨）。

到195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35万吨，但人均仍不到7斤，这些钢材能造3000多万发炮弹，可朝鲜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上甘岭之战（1952年10月到11月间进行），大约40天里，交战双方一共发射了200多万发炮弹。换言之，以钢产量而言，当年动员全国之力，不过勉强能够支持打十来场同样规模的战役。由此可见，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饱经战乱，百废待兴，人口众多，国力不振，再加上受“冷战”影响，经济与对外交往往遭受欧美发达国家封堵，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最终只能主要靠自己的积累。而面对现实困境，增加积累以加速实现工业化的需求，意味着只能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产出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而这又不得不以尽量压低劳动工资及居民储蓄利率为手段和代价。在特定国情下，中国政府积极实行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就有了现实的可行性与正当性。

尽管经历过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走了不少弯路，但不能否认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凭借30年的艰苦奋斗，“少消费，多生产”，仍然取得了工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的重要成就。再以钢产量为例：到1978年，中国大陆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是1952年的23倍多。

不仅是中国，当年跟咱们堪称“难兄难弟”的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后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也选择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印度独立建国时，经济发展水平稍高于中国，但工业基础同样十分落后，钢材自给率为75%，机械的自给率为32%。印度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进行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2至2016年）。与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类似，印度也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到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民经济的支柱部门，如矿业、公用事业、铁路、邮电、金融等，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中央直属企业为244家，而邦级国有企业（相当于中国的省属国企）达到843家。

为什么选择了不同政治体制的两个亚洲大国，当初几乎同时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而大约经过30年左右，又都相继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内工业体系呢？这很难用“一党政治”还是“多党政治”的指导理论或政治偏好来合理解释。也许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夫人（1903~1983年，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政治和经济观点较为激进）一语道出了计划经济的本质，它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

可以说，中印两国在上世纪50年代走上计划经济之路，正是因为这一体制能更好地帮助经济后进国家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任务，尽可能快地建立自身的工业体系。正如胡乔木（邓小平称其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1989年三四月间访问美国时发表的学术讲演中所称：

“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但前30年偏重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导致中国经济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国内机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普通不足，机械行业重镇黑龙江省的实际产能有一半闲置，其他行业特别是重工业，也有类似的情况。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实施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措施，一方面“计划退市场进”，另一方面“国退民进”，到1992年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又一次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催生了最近30多年来令世人惊讶的“中国奇迹”。

我认为，中国渐进改革的真正智慧在于，在不清楚“市场”与“计划”边界何在的情况下，允许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同场竞技，以代替“市场”与“计划”这两种模式的直接对决，设法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无独有偶，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削减国民经济管理中计划经济的色彩，并于1991年开始确立市场自由化原则，而更加巧合的是，那时候中印这两个世界“人口超级大国”的人均GDP也正好大约相当。

我们再回头看看，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持续约10年的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论战。从今天的视角观察，当年双方剑拨弩张，互相指责，但各自的主张其实都有自己的道理，或者说都适合于本国的现实国情。

那时的苏联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生产力相当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适时调整理所当然，所以才有了60年代的柯西金（1964~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家总理）改革。又如1968年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并予以实施，导致了苏联的粗暴武力干涉。究其原因，也是由于该国在苏联主导的东欧阵营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迫切需要改革日渐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我们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建立近70年来所实施的经济体制，一直遵循着“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还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来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适应不断发展的国情、适应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强国富民之路。

30多年前，中国能在歧路徘徊之际惊险一跃，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创造经济奇迹，那个并非“秘诀”的秘诀，或者就在这里吧。

作者/李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二届“经济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授权发布，刊发时文字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