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在上海讲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听众抛出一个观点：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再到蒋介石，执政能力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我反驳道：这得结合国势与国运来看，以中日关系为例，无论慈禧执政还是袁世凯执政，日本的野心只是操纵中国，待蒋介石执政，其野心已经扩大到霸占、灭亡中国。

换言之，蒋介石所面临的压力，远非慈禧、袁世凯可比，所以不宜从他们的政绩，直接推论执政能力的强弱。听众追根究底，令我比较这三人。我答：单论才具，自然是袁世凯第一，慈禧与蒋介石处于同一档，如果把这二人比作足球教练，蒋介石的特长是防守，慈禧的特长则是临场调整，换作术语，就是自我纠错。

后来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友人谈及这个话题。他有一问：盖棺论定，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无疑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忧愤而死，那么慈禧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我想了想，首先排除了戊戌政变，这不仅因为，即使慈禧并未发动政变，任由光绪和康有为去变法，以他们的空疏与操切，怕也难成正果，更是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慈禧所发起、领导的庚子新政，其内容不但继承了戊戌变法，甚至更胜一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充分呈现了慈禧的自我纠错能力。

舍此之外，慈禧的政治败笔，一是如正史所云，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抽空了北洋水师的战备，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然而这个说法，曾遭驳斥，有人考证指出，颐和园工程所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况且这笔经费，已经归还；退一步讲，哪怕此说属实，却也无法构成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只是一个变量。

另一点，则是信任义和团，向列强开战（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到抚，由抚到剿，变脸之速，令人刮目）。

友人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一点来看，慈禧之昏头，堪比袁世凯之昏头，不过前者还有挽回余地，后者直奔绝路而去，这即是国运的差距。

转而他提出了一个令我无比头疼的问题：你觉得慈禧真的会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吗？

我不由想起了电视剧《走向共和》，其中一节，大清君臣端坐，观赏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慈禧看后，大加赞赏，私下却对荣禄说：“……刚才看的那些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可要是用好了呢，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真的打起来，它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可究竟如何，现在还难说的很哪。”这段台词，被许多人视为慈禧心声的真切表达，可惜这终归是后世的揣测和演义，不足为凭。

就我所见的史料，慈禧从未看过义和团表演，只是接见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曹福田在她面前大吹法螺：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杀得精光。慈禧到底有没有相信这番鬼话呢，谁也不知道。尽管慈禧称赞曹福田忠勇，称义和团为“义民”，不过这完全可能是场面话，就像曹福田的牛皮，说明不了什么。

对于义和团的战斗力，慈禧的确有过考量。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曾派大臣刚毅、赵舒翘到保定察看，摸义和团的底。这二人出身刑部，都是干才（晚清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刚毅平反，王树汶案由赵舒翘平反），深得慈禧信任和重用。

不料刚毅老来昏聩，陷入守旧与排外的成见，加之要迎合笃信义和团的端王载漪的意思，于是“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赵舒翘本不信义和团，然而他曾受刚毅提拔，“不敢为异同”。当他们齐声说义和团神通广大，“太后遂一意倾信之”。

这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归纳起来，一种认为慈禧相信了义和团的神通，他们所表现的战斗力，足以灭洋，故而引以为臂助，一种认为慈禧看穿了义和团的鬼把戏，不过觉得民气可用，至少可用作对抗列强的炮灰，于是加以延揽。

史料只能支撑第一种，第二种显然高估了慈禧的头脑以及那个时代的民智。就其时而论，相信义和团的神通，抑或将信将疑，都是常态，这将信将疑的人中，便有一个是袁世凯，后来他经过真枪真刀的实验，方才揭开义和团的真面目，当时能一眼看穿义和团的人，其实相当罕见。

慈禧并非袁世凯这样的雄才，曾国藩阅人无数，素有知人之明，他对慈禧的评价是“才地平常”，那年慈禧三十五岁，一生大抵定型。此后她的阅历，局限于朝堂和宫廷，纵有深化，难得拓展，说白了还是有限。基于此，刚毅、赵舒翘的观察，与载漪等人的怂恿，完全可能使慈禧轻信义和团的“忠义神奇”。

不过我以为，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只是向列强开战的一个诱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她与列强的矛盾（譬如她欲废黜光绪而另立新君，列强不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想象，哪怕慈禧并不相信义和团的神通，基于她与列强的权力之争，照样会利用义和团所表现的汹涌民气，向列强宣战，这便是《走向共和》所假设的那一幕。

如此一来，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是不是失去了意义？我要表达的却是另外一个观点，即执政者的头脑与国家，或者说知识与国运的关系。大体而言，执政者的头脑与知识，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下限。我曾在谈袁世凯的文中引出这个观点：拿袁世凯来说，即便他具备严复所云的“科哲知识”和“世界眼光”，民国未必会走向共和，实现宪政；然而，恰因他并不具备这些知识，“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才导致了共和的危机与帝制的逆流。袁世凯之于帝制，正如慈禧之于义和团。慈禧执政，国家的下限便是义和团。

作者/羽戈，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