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不知，获得社会救助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当年《宪法》表述是“社会救济”，现在则更多地表述为“社会救助”。无论是“社会救济”还是“社会救助”，它都是公民的权利，与这种权利相对应的则是，给公民提供救助是国家或政府（包括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为什么说向遇到困难的公民提供救助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社会救助是一种无对价的无偿服务，是没有市场的，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的；而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正在于向社会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克服市场失灵；社会救助是一种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或者社会通过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予以提供。第二，给贫弱公民提供社会救助，原因还在于，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国民，是我们社会的成员，是我们的同胞同类。

向贫弱者提供救助，作为政府职责，最早是从英国的济贫法开始实行的，英国五六百年的实践，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西欧历史上，社会对于穷人的救助，本来是有多种渠道的。在基督教博爱教义的影响下，宗教团体曾经是救助贫弱者最大的组织和力量，其他慈善团体、行会组织等也在积极救助贫苦者。但至少从公元十四五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就努力介入济贫行动，给穷人提供帮助，一些自治城市还征收济贫税，为济贫筹集资金。1834年，英国制定了新的济贫法。新济贫法主要是将旧济贫法的院外救济改为院内济贫，它规定，任何贫民如果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进入济贫院的穷人丧失选举权，与家庭隔离。这种救济办法使受救助者付出自由和尊严的代价，因而广受诟病，但新济贫法仍然为一些赤贫者提供了最低生活的保障，正面意义还是大于负面意义。

英国济贫法的第三次改革，是上世纪的上半叶。那时候，工人失业问题严重，养老、住房等问题也困扰着英国政府。济贫开支居高不下，政府几乎无力支撑。这种情况下，英国引进了发端于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样，社会保险就分担了社会救助的一些职能。1948年，英国制定《国民救济法》，取代济贫法，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基本实现了“最低原则”和“普遍原则”，即保障全体国民的生活不低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社会保障惠及全体国民。

 与作为福利国家代表的英国比起来，我国的社会救助要落后许多。古代中国虽然也有社会救助，政府也倡导设立义仓或社仓之类对民间灾难进行救助，但是社会救助从来没有被明确为政府的职责。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立社会救济制度，但重点是临时救灾而非系统的救助，救济工作的实施主体，在城市是单位，在农村是社队，政府并未承担救助的主要职能。作为社会救助最重要内容的低保制度的建立，还不到十年时间，而社会救助至今尚未立法，社会救助的最高规范不过是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