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所谓“崩坏”了的“礼乐”，实际上就是政府公权力的约束。当无远弗届的公权力已经失去对工商业的严密控制时，商人们发现，这不仅意味着市场的扩大、业务的拓展、地位的提高，还意味着一个禁区的开放：政治。

此前的千年，以及此后的千年，商人们从来没有如这个千年一样，获得如此宽广的政治参与空间：内政、外交乃至军事。即便列强争霸、烽烟四起，在那些强权主导下的诸多国际协议中，却总是少不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重申对自由贸易及商人们的保护。

这个千年，在资本与权力的无尽博弈中，资本往往占据着上风主导地位，影响甚至引领着权力的游戏，虽然最终还是被自己一手养大的权力关进了笼子。

这个千年，史称“春秋战国”。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掀开了东周王朝的序幕。这个王朝，更为著名的历史称谓，是春秋战国。

与西周相比，春秋战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礼坏乐崩”。王室的权威，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诸侯并起、相互争锋，商人们在此期间势力大增，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也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商人们的雄起，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周王室，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是狭小的，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何况，无论是争霸，还是自保，他们都离不开商人的协作。在公权力碎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本与商人的力量，终于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

即便是这个充满了“无义战”的时代，诸侯们在尔虞我诈、刀兵相向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商人们：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列国会盟，荣登霸主宝座。5条盟约中，有2条直接涉及保护商业：“无忘宾旅”——保护来往客商；“无遏籴”——保护粮食贸易，不可阻止和垄断粮食贸易。此后的两次会盟，增加了降低关税、市税等内容。

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盟约中规定不要设置过多关卡。

公元前562年，鲁、晋、宋、纪、曹、齐、莒、邾、薛、杞、郑等国会盟，盟约中规定禁止囤积居奇……

除了在各种盟约中，竞相示好商界之外，各国也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各路资本和商人。

最为典型的是齐国。这个位于最东边的诸侯国，自姜子牙立国开始，就把发展工商业当作了基本国策：“太公之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国著名贤相管仲，对商业发展有相当超前的看法：“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负任担荷，服牛格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弩贵。是以羽旎不至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将工商业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齐国推出了诸多政策，推进工商业发展。比如，在税收方面，对于鱼、盐和手工业产品出口，实行免税，以刺激齐国的出口；同时，还规定关税与市税不可并征、对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也不能收税。

同样重视商业的郑国，政府甚至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承诺“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只要商人不叛国，政府绝不对商人有任何强制。郑国的历史证明，这种承诺的确是庄严的，并非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而是永远不动摇。

晋国的强盛，亦与重视商业有关。晋文公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惠农”，吸引外商投资；到了晋悼公时，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

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千年，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振兴工商业：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所谓“春秋五霸”，虽然说法多达10种，但无论哪种，其霸主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

时势造英雄，商人的地位，也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

管仲对此，有形象的说法：一国中有“二君二王”，商人被抬到了与“君王”同等的地位。管仲亦承认，商人的实力与国家的实力成正比：“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或许正是商人出身，才令他在商业强国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这个千年，商人们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在司马迁笔下，被称为“素封”：“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的最大典型，就是孔子的学生端木赐(子贡)。

作为一个商人，子贡十分成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在孔子的学生中，“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废”，就是卖出；“举”，就是买入；“废举”就是做生意的意思。这句话的信息很丰富：一、子贡爱做生意，根据时令倒买倒卖； 二、子贡曾长时间在鲁国、卫国当官；三、子贡很有钱。又做生意、又当官，还做学问，这种周旋于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三栖现象，在如今的美利坚叫作“旋转门” 现象。

子贡独一无二的富豪身份，令其在孔门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在一个光有钱不行、没有钱万万不行的时代里，伟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公关包装的。显然，子贡的财富在调动各路“水军”上，相当关键。司马迁就坚信：“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

因此，《盐铁论·贫富》说子贡：“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士，莫不载其德”。甚至，孔子还在世时，就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

在《论语》这本惜字如金的语录中，子贡的名字总共出现了57次，远高于孔子最爱表扬的颜回，后者仅仅有32次，可见子贡影响之大。

有钱、有能力、有思想，身为商人，却关心政治，甚至参与政治，并且能将思考力与执行力结合一身，子贡的确堪称“二君二王”的典范。他并不甘心仅仅做个富家翁，更不甘心仅仅做个躲在象牙塔内的公知。

有着如此宏大的志向，孔老师仅仅夸奖他是“辩士”，实在有点小看了外交工作，或者小看了子贡同学。虽然专业吃外交饭的人中，向来不缺耍嘴皮子的酒囊饭袋，但“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而要去“壮士列阵”的前线“解两国之难”，显然是不能仅仅依靠嘴皮子的，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当然，财富并不直接导致“素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链条，是构建“影响力”。在一个光有钱不行的、没有钱万万不行的社会，拥有财富是营建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而影响力正是权力的本质所在。

若干年后，到了苏秦、张仪那代人接着玩纵横家的游戏时，毕竟缺乏自有财富的支撑，只好择木而栖，为人打工，也就成了附庸，落了俗套。哪里能如子贡这般，即便在商不言商，去言政乃至从政，依然是一杆独立挺拔的“木”。

春秋战国时，商人从事外交的事例并不少。《左传》中就有不少记载。

楚昭王当年被吴军追捕，逃到随国。小小的随国居然敢藐视强大的吴军，给予楚昭王政治避难，其勇气远远超过庇护斯诺登的俄罗斯。其中的原因，据说就是一位名为“炉金”的商人，曾在楚昭王兄长子期家做过家臣，主动出面斡旋。楚王脱难后，为了酬谢“炉金”，甚至考虑过请他出任特使。

晋国亦有一位大夫荀罃，被楚国俘获。一位在楚经商的郑国商人，居然想将他偷运出境，虽然被发现，楚国却并未处罚这位越界的商人，最后也把荀罃放回晋国。

另一名郑国商人弦高退师的故事，则更是脍炙人口。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前来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为了拖延秦军，争取报警时间，急中生智，将自己所贩卖的牛送给秦军，假托是郑国国君犒劳秦军之用。秦军将领以为郑国有备，转而攻击滑国，郑国因此躲过一劫。

诸侯与商人，权力与资本，在春秋战国时代犹如水乳一般交融。在这个权力因受到制衡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的时代，资本与商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商人们孜孜不倦地投身于政治活动，向着一个目标奔跑：令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在诸侯争霸中胜出，继而重新一统中国。只是，商人们似乎并没有多想：一旦这胜出的一方掌握乾坤，凭什么还要再给商人们巨大的政治空间，甚至，凭什么还要再给商人们巨大的生存空间呢?

从春秋时的管仲，到战国时的商鞅，权力的策士们即便在资本与商人的力量依然足够强大、不可匹敌的时候，就在构思着一个宏伟的蓝图：如何将资本和商人关进笼子里，而让权力如同猛虎下山般势不可当、吞噬一切。

千年后，商人们的春秋梦终结，权力的大一统梦想终于实现……

（文/雪珥 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