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尼赫鲁对印度有何影?

下一本VOL62 2016-11-17 3356 0
历史是由伟人铸造还是众生创造?这是永恒的问题。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领袖尤其是立国者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印度也是如此。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曾经将20世纪的印度故事归结到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即甘地、尼赫鲁和安培多伽尔,“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


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前两位大家比较熟悉,也是对印度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人,最后一位则主要在印度国内比较有影响,是所谓“贱民”的代表。


甘地与尼赫鲁对印度有何影?


《甘地传》电影剧照


在惯常的民主制度、人口大国等标签之外,印度本身经济思想有其源流,甚至从开国之初即已经奠定。复杂的是,在甘地与尼赫鲁两位开创者之间其实存在张力。


甘地享誉世界,他毕生都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实践其政治思想,但是他的努力只取得一半成功,正如印度后裔作家奈保尔所言,“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也是因为他太受尊敬。


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浏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对比之下,尼赫鲁的名声或许不如甘地,但对于印度政坛的实际影响其实超过甘地,更不用说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印度多年。


尼赫鲁接受过最好的教育,从哈罗公学到剑桥,有“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之说。


尼赫鲁深受左翼影响,国际评论家甚至说当代印度对于金钱的矛盾心态归因于尼赫鲁,“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


尼赫鲁本人的社会主义信仰不乏激进之处,曾经在日记中表示无法理解甘地为何能接受现行的社会秩序,而且忍受身边的既有社会秩序的受益者。


也有人指出其推崇俄国共产主义,甘地还曾经为此替他辩解。 印度经济学家巴苏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中,也谈到了甘地和尼赫鲁的区别。他认为甘地一生生活清苦,但并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流派,也能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看待与尼赫鲁之间的观点差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甘地的经济理念更为进步,甘地倡导基层斗争,推崇乡村,导致直到今天印度的精英阶层对于甘地信条仍难以拒绝,印度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 Naidu)的名言指出:“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 


可以说,印度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尼赫鲁主义与部分甘地主义。尼赫鲁本人甚至并不热衷于经济增长,“韩国制定出了最行之有效的规划,印度则写出了最有文采的规划”。


甘地与尼赫鲁之间的暌违与差异甚至矛盾,都使得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经济制度变为一个混合体,“充满各种相互矛盾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想法”,构成了印度在经济政策上混合与暧昧。印度即使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跟随社会主义,但具体措施也不乏对于规划、重工业等苏联式国家做法的效仿。


印度政治经济体制内不同理念的冲突,意味着代价,其制度对于现实终始是一种阻碍,巴苏认为这是印度经济后来出现断层和裂纹继而停滞的原因,


“印度在建立了苏联式计划体系的同时,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却无绝对控制权;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过度滥权的官僚主义也在滋生;在对基础产业投资的同时,也通过一些特别举措保护小规模部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


国内经济却正以此为基石;社会主义从未付诸实践,但社会主义言论长期占据主流,迅速发展的官僚体制竟成为社会主义的代言人。”


印度的案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文化埋下制度种子,但并非决定因素。谈到一国经济或者发展的时候,不少评论都谈到文化因素,很多现象和根源都以文化来解释,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切实影响还是人们难以解释原因的现象。


其实,很多情况下根源并非文化,只是洞察力体现不够。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二者都为文明古国之一,二者在近代的屈辱似曾相识,而在现代的命运也暌违迥异,如果以文化作为二者分野,相同的逻辑之下,如何以文化解释中国和美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差异,以及中国和日本看似相似背景却发展的不同呢?


文化或许重要,但是并不是发展中的唯一甚至重要因素,经济主体之间的激励关系更为重要。以我曾经谈过印度许可证制度成立以及废除为例,起源或许是文化因素,但是其存废争议,其实更多是利益集团在操纵。


文化重要,但是文化决定论过于武断。文化很多时候是作为社会默会知识以及人际常识而存在,但是文化更多是作为制度的土壤而存在,很难在解释经济现象时作为决定论使用,毕竟在人际关系第一定律是利害关系,在社会结构则是权力边界,经济学理性人的判断虽然不无专断,但是其实多数情况下更有解释力。


注:作者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徐瑾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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