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危机之中走马上任，大众就各种揣摩其经济政策的思想根源，其实罗斯福经济政策中凯恩斯理论的影子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已有端倪。竞选时刻，已经有罗斯福的顾问看出两人在经济方面的共性，甚至有支持者期待“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与未来美国总统的结盟。

今天大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罗斯福新政难以分离，不过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历史不容假设，如果你了解更多，就知道凯恩斯和罗斯福在1934年5月第一次见面并不能说一见如故，甚至双方私下都多少都点失望，直率的罗斯福直接说凯恩斯比起政治经济学家更像一个数学家，而凯恩斯的失望则更为含蓄，他说自己原本以为罗斯福“对经济学有更专业的理解”，难怪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将这次见面评价为“学术派凯恩斯与实用派罗斯福之间的交流的失败。”

然而，如果就此评价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中的作用不大，那么是一种误会，两人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并不否认两人初次见面的记录，但是他认为比起两人分歧主要是公共支出的金额大小，而两人对于经济复苏的大政方针基本一致。

在其新著《货币大师》中， 他记录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的故事，随着双方多个场合见面与通信，两人开始有更多“化学反应”。

正是源自时间的力量而不是其他的魔法，逐步促成了两人更多理解，一方面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这正是因为凯恩斯的局外人身份；另一方面，凯恩斯从战前到战后都源源不断地给予罗斯福很多宝贵建议——当然，日后两人交往也难免涉及国家利益的冲突，比如在1944年建立布雷登森林体系中凯恩斯代表英国的方案虽然评价不低却遭遇挫折，因为美国国家实力而失意于代表美国的“怀特计划”。

从成长而言，凯恩斯和罗斯福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不凡，罗斯福出生哈佛，父母亲都是商界和社交界的活跃人物，他的妻子埃莉诺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凯恩斯出生剑桥，被册封君爵，堪称所谓英国传统的“牛桥男”。

两人无论以何种标准在看，在当时都堪称精英代表，也很容易与各路保守派与当权者相处融洽，他们如果顺应其阶层的传统意识，个人道路或许顺利得多，但是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传统意识禁锢，无论是罗斯福上任之后对抗大萧条，还是凯恩斯打破经济学家旧有观点，都算是不走寻常路，为此他们付出了相应的成本。

以凯恩斯为例，他虽然在巴黎和谈之后，以《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而扬名天下，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很长时间都被视为一个悲观的看空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政坛都找不到响应者，即使凯恩斯主义在五十年代之后风行欧美，却始终面临“凯恩斯主义已死”或者“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往复呼声。

至于罗斯福，其诸多举措在当时饱受争议，比如他上任之后就雷厉风行废除金本位，这在当时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当时欧美各国都迷信金本位，金本位甚至被视为“西方文化的标志”。

《光荣与梦想》中也记录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更是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废除金本位也嘲笑为“橡皮本位制方案”“吹牛本位”，甚至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认为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

在《货币大师》中，就有金融界人士当时表示“我坚决支持金本位，其他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而抱怨金本位则仅仅被视为“爱哭闹、不懂事的孩子”，这一措施直到今天仍有批评声音。

两人的争议性正体现他们的重要性，而恰恰正是因他们的坚守，其生前生后也获得极大的历史成就，迄今仍旧给予我们启发。

两人也有差异，某种程度而言，凯恩斯是思想家，罗斯福是实干家，两人相遇使得凯恩斯理念得以实施并且成为普世知识。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是二十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正是对应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周期。

凯恩斯主义兴起英国，甚至在英国也遭遇过反对，却因为在美国兴盛而传播向全世界。正如经济学家赫希曼所言，比起凯恩斯革命如何来到美国这样的问题，更吸引人关注的是凯恩斯革命如何从美国传播向全世界？

赫希曼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凯恩斯主义其实是作为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面目出现，从战后效果来看，他认为凯恩斯主义又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来自政治学都带来深刻影响，不仅带来政治联盟的重塑，也带来公民精神的灌输，甚至因为凯恩斯主义自身的复杂晦涩催生了经济学新思想。

也正因此，罗斯福和凯恩斯的结盟，看似偶然，在历史中却几乎是注定会发生，当时美国正在和德国竞争，而罗斯福本人正在和希特勒竞争，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作为美国任期最久的总统，罗斯福新政塑造了美国形貌，但是比起实干家罗斯福的影响，凯恩斯的影响也始终挥之不去，“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

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

我们甚至大胆揣摩一下，如果没有遇到罗斯福，凯恩斯理念也会继续传播，他不过是静静等待下一位罗斯福，就像他曾经等待又是失望过的总统，从威尔逊总统到胡佛总统，从张伯伦首相到丘吉尔首相，等等。

无论如何，凯恩斯超越当时的影响，恰恰印证了他的一句话，“与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问题在于，我们的时代，或许不仅缺乏愿意聆听的罗斯福，更缺乏矜持等待的凯恩斯。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白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