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2016年，带有“民粹”标签的政治人物在各国搅动起风潮不断：不管是法国的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主席玛琳·勒庞，还是荷兰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的领袖威尔德斯，也不管是西班牙的左翼公民政党Podemos还是希腊的极左联盟Syriza。挟持“民意”上台的各国政客不断将“民粹”这个词推上媒体的头条。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号称“代表人民”的政客从来都只是声称权力“来自人民”，而却从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权力“将用到哪里去”，或者，他们借人民的力量获得政治权力后，并没有告诉人民他们将用这权力做什么：是造福人民，还是以权谋私？

更可笑的是，那些业已获得权力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还没有一个兑现了自己的参选承诺。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判断力是一种能够合理分辨事物的能力，而当民粹主义从各国左派和右派同时涌现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民粹让大家都丧失了政治判断力吗？

在Jan Werner Muller的新书《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他引用保加利亚著名政治学家Ivan Krastev的话，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粹主义时代”（Age of Populism）。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从三个层面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民粹主义理论”。显然，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民粹主义理论”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尤其在美国这样以民调驱动政治行动的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对那些向民众争取支持的政治家而言，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在过去一年的民粹主义浪潮中，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民粹主义者，“反精英”“反体制”（或者“反建制”）都是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的共同点。然而，“反精英”“反体制”只是“民粹”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原因在于，不管是所谓“民粹”的桑德斯，还是“五星运动”，他们对“精英”和“现行体制”的批评往往都是有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批评两句政府就被扣上“民粹”的帽子，那么差不多所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了。

其次，在“反精英”的同时，民粹主义者几乎都是“反多元”（anti-pluralism）的。这一点的一个表现是，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坚定地宣称自己“代表人民”，而且还宣称“只有”他们能够“代表人民”。

“代表人民”成了某种特权，而民粹主义者是唯一享有这一特权的人。按照这个逻辑，民粹主义者几乎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假想敌，也即那些他们认为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的人，尽管这些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民粹主义者就占据了绝对的道德高地，拥有了人民“赋予”的权力。正如Muller在书中所写：“简言之，民粹主义者不会说‘我们是人民的99%’，他们会暗示‘我们是那100%’。”

这种建立在身份政治之上的主义是十分狭隘、不稳定，而且排外的，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往往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直接民主的表现，而恰恰会伤害民主制度。

人们一般认为，民主要求多元性，民主归根结底是一种能够让所有人和平相处，并享有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最不坏”的体制。既然如此，民粹主义的反多元性核心就与民主的原则格格不入。

这种危险的理念更因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以宣称其政敌为“人民的敌人”的形式，威胁到自身的稳定性：那些将“人民的敌人”的帽子扣到别人身上的人，也难逃同样的下场。

最后是民粹主义所具有的统治能力。在书中，Muller认为民粹主义者有能力以民粹主义的方式执政。这与人们一般判断有所不同。人们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者往往是反对现行体制的，所以他们即使在选举中胜出，也终将因为自己的反体制本性而在其组建的政府中失败。

Muller总结了民粹主义政府的三个特点：试图绑架国家机器，普遍腐败和猖獗的“代理人”现象（主要体现为裙带关系、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等），和压制公民社会的系统性强力。

在民粹主义的土耳其和奥地利，他们的总统埃尔多安和民粹主义政客Jorg Haider尽管贪腐丑闻不断，却屹立政坛不倒，原因在于整个体制都视他们为自己人，认为他们的贪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这本书中，Muller还挖掘了围绕民粹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很多人认为民粹主义政府倾向于在没有宪政的条件下为所欲为，现实并不总是这样。

在委内瑞拉和匈牙利，他们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就通过修宪的方式治理国家，但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宪政不同，他们的修宪并不是为了限制政府的公权力，而是为了对公民社会和社会的其他部分施加更多的限制。这也很好理解，手握生杀予夺之权，自然有堂而皇之之外的选项。

在书的终章，Muller试着为民粹主义开出了比较宽泛的药方。从原则上讲，他引用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在理念层次上，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对手：即使那些最不民主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和古巴，也迫切地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民主成就”的认可。

与市场经济制度里国有资本主义的成功不同，与市场经济地位一样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仍然视“民主”为最大的政治身份和成就。

Muller认为，当今世界对民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那些成系统的意识形态，而是民粹主义。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退化了的民主，它虽然对选民承诺了民主的最高理想，也即让“人民做主”，却无法兑现诺言。

民粹主义的最大危害在于它将腐蚀选民对政府的信心，而最终使得政府这一“必要的坏事物”彻底丧失信用，沦为政客攫取利益的工具。

以公投为例，在2016年欧洲几次被民粹主义者誉为“人民的胜利”的全民公投中，英国“脱欧”公投已经开始给欧盟和英国，更主要是英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意大利的修宪公投不仅导致其首相下台，更被冠以英国“脱欧”公投以来欧洲最危险的一次公投；而匈牙利反对欧盟移民配额的全民公投更让民粹主义首相欧尔班更紧地握住了权力。

全民公投所体现出的并不是直接民主，因为每次公投的论题都经过了政客的设计，以匈牙利的公投为例，”您认为，欧盟是否有权在不经匈牙利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向匈牙利境内安置非匈牙利公民？”试问这样具有倾向性的问题怎样能够体现民意。

需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并非只在欧洲和美国引发妖风肆虐，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后果，与其伴生的反智主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威胁都值得我们反思。

（马俊杰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