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出卖朋友。”被假“女友”骗入传销组织一年后，王朋（化名）被营救出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申明”道。

“领导”意志决定一切、“管家”负责喂饱你、“扛家”负责收拾你；经常“忆苦思甜”、规定“三谈三不谈”、只抽“行业烟”；拥有统一的“安保系统”、自称“游击队”演习“跑负面”、唱着《从头再来》搞重建……

蝶贝蕾，一个自2005年即已出现的传销组织，至今仍活跃在河北、天津等地。大学生李文星生前即被骗至蝶贝蕾天津静海一处窝点，后意外死亡。此事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相关部门也开展大规模打击行动。

静海，一时变得异常安静。但蝶贝蕾仍在，只是暂时转移了阵地，其精神、暴力控制体系，已有12年成长史，这从王朋这样的“受害者”表现可见一斑。

假工作和假女友骗术下的传销蔓延仍在继续。

“上个星期突然间就全没了，这两天警车天天来转，搞传销的人早就跑了。”一个开杂货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李文星意外离世20多天后，8月6日凌晨，天津市静海区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截至6日上午11点，已排查村街社区418个，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

1994年出生，毕业于东北大学的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平台找工作，疑遇 “李鬼”公司，2017年7月14日，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水坑里发现。事发后，媒体报道称其生前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

距离李文星遇害地点最近的是大口子门村，村子向西几公里即事发的104国道，两者中间的公路两旁是绵延的荒草山地；村子向东则是静海区城区，静海区第六中学正位于大口子村与义渡口村之间。当地村民称，村子离静海老城区三四公里，但没有公交经过，只能打“黑出租”。

“上个星期突然间就全没了，这两天警车天天来转，搞传销的人早就跑了。”一个开杂货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大口子村内，只有零落的几个村民在墙边乘凉，鲜有行人。

“这些传销的人一般都会一次性交付几个月的房租，且租金给的比普通居民给的要多，有时候住了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房东相当于白捡几个月的租金。村民知道租给的人是搞传销的，就将出租的院子的物品全部搬走，但他们也不在乎。”大部分院子大门紧闭，记者只看到两名老人在门前乘凉，其中一名老人告诉记者。

在院子内玩耍的小孩听到对话后，也从院内跑来告诉记者：“以前有个传销的人就在那边岔口蹲着玩手机，家里的人都说不要接触他们。”

“我出来溜达一圈就知道他们全跑了，在村口、路边站岗的人都没影了。”另一名老人说。村民表示：“少说也有七八年了，传销窝有多少这可说不清，这几天在这个地出没，再过两天就没了人影。”

大部分村民都告诉记者，“那些人”平时并不是特别吵闹，没有太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村内一个小超市的老板告诉记者：“平时他们都是三三两两地过来买东西，一般只买些矿泉水、鸡蛋、火腿肠之类的东西，有时会来买低廉的烟，且都是成条购买。”

当记者问到了涉传人员是否提高了超市的收入时，老板笑了笑说道：“一群陌生人在村里一天到晚地晃悠还是挺烦人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与涉传人员和平共处，在大口子村与义渡口村的路口，一名村民告诉记者：“在出事（指李文星意外死亡事件，记者注）之前不久，传销的人和村口开黑出租的人起了冲突，一个开黑出租的人送走一名从传销窝里跑出来的人，后来一群传销的人去找那个司机的麻烦。”

“我自己的事我可以说，其他的人就别问了，我不会出卖我的朋友。”面对记者，王朋申明道。

招聘的戏码仍在上演，目标群体，仍是和李文星一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沧州火车站，从东北赶来的李明（化名）和从石家庄赶来的李红（化名），决定一个离开，另一个留下。留下来的李明，将设法救出自己的大学同学张刚（化名）。

三人同为某高校应届毕业生，一个星期前，他们三人计划一起去沧州的一家影视公司面试。

李明他们在招聘群众演员的QQ群里看到公告，工作位置在沧州，每月4500元的薪酬，包吃包住。在跟对方电话交谈之后，感觉条件不错。三人决定一起去面试，但张刚到沧州最早，先去公司面试。

“我在来沧州的火车上，张刚给我发一条短信，说感觉不对，让我先等等，再后来和他打电话，说话的语气和平时完全不同，等到了沧州就再也无法联系上张刚了。”李明说。

虽然李明无法联系上张刚，但张刚却仍通过微信和李红联系，且告诉李红到达火车站后，联系公司去接她。但李明制止了李红：“学校之前也发生过学生被骗到传销窝点的事情，再加上这几天在网上看到的报道，感觉他（张刚）已经被骗到了传销窝里了。”

交谈时，李红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李明说：“她一个女孩子，让她先回去，我在这儿想法救他（张刚）出来。”

但对于如何救张刚出来，李明仍是毫无头绪，“已经去过派出所了，但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根本没法出警营救。”

在反传销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刚被解救出来的王朋，这位刚满20岁的年轻人，已在蝶贝蕾组织中待了一年有余。

“我自己的事我可以说，其他的人就别问了，我不会出卖我的朋友。”面对记者，王朋申明道。

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南京工作的王朋，网上认识了一名网友，并很快建立“恋爱关系”。为了见到“女朋友”，王朋从南京飞到北京，又从北京辗转到了廊坊某地，终于见到了他的“女朋友”——一名传销组织的男性成员。

后来他才知道，那场网恋中的语音聊天，是由另一名女性成员完成的。而在组织中，他始终也没有和任何成员有过恋爱关系，因为“行业”是禁止恋爱的。对于被骗的事情，他们告诉王朋，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是将王朋“带到行业内发大财”。

“棍子、钳子都是‘扛家’的工具，有时候会要求所有的男性成员全部对被打者动手。”

加入组织后，新人的手机和证件甚至随身的行李都会被以“帮忙保管”的名义没收。之后，组织会要求新人说出手机的解锁密码，如不服从，“领导”会指挥下属殴打，直到交出手机和说出密码。

在进入传销组织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朋没有与父母、亲人联系。“他们不让我给父母打电话，否则就打骂我。”

但随后的交流中，王朋却告诉记者：“他们（父母）根本不了解我的事业，没法和他们交流，只有行业（传销组织内的成员都自称为行业成员）内的人才懂我的事业。”

在蝶贝蕾的组织中，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团队都有一名“领导”，“领导”在组织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其命令。比如，在吃饭时，必须是“领导”坐下用餐后，其他人才可坐下吃饭，“领导”用餐之后起身离开，其他人才能起立。组织内任何事情都是由“领导”的意志所决定的。

在组织内，还设有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人，分别是“管家”和“扛家”。“管家”专门管理组织成员的伙食，并负责赴外采购食材等；“扛家”则是组织内暴力手段的象征，对于不服从的新人和违反了规定的成员，均由“扛家”带头殴打。

“棍子、钳子都是‘扛家’的工具，有时候会要求所有的男性成员全部对被打者动手。”王朋说。所有人动手，往往是应对逃跑者或其他严重违反组织规定的人。

一名反传销人员也告诉记者，曾经在某地协助警方端掉一个传销窝点，一名受害者由于激烈反抗，被其他组织成员用棍棒殴打背部致使多处骨折。“我们救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无法独自站立了。”

王朋抽烟的时候，屋内迅速充满了劣质烟草的味道。在众人的要求下，他熄灭了手中的烟。在他人的抱怨声中，王朋腼腆地说道：“‘行业烟’就是这样的。”

 王朋所说的“行业烟”，是指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烟。因为蝶贝蕾要求所有成员“忆苦思甜”，所以吃住一切从简——馒头、咸菜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只有在上课、考试时段，成员才能吃到“面片汤”，但汤中仅有少许的火腿和菜叶。

“领导”告诉大家，这简陋的伙食，是营养的“养胃餐”。此外，每月“发工资”时，会给成员“开开荤”，每人分到一些鸡肉和鱼——在组织内，这是“机遇”的象征。

所谓的“发工资”，其实是发展到下线后的奖励提成。根据蝶贝蕾规则，每发展一名下线进入组织，并购买了一份2900元的产品，就可获得大约300元的提成。

但即使是这300元的提成，也几乎不会发到成员的手中。“领导会将这些钱扣除生活费，且一个人挣到了钱，需要大家分享，给所有组织成员买鸡肉吃，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钱发到手里。”王朋告诉记者。

“有一次我们解救了一名在传销组织待了近一年的小伙子，由于在里面完全吃馒头、菜叶，出来之后家人带他大吃大喝，肠胃不适应，险些害了他。”反传销人员告诉记者。

“在组织内，我们所发下来的工资都是私有的，并且禁止成员之间借钱或者借东西，即使一根烟也不准借。”

恶劣的居住条件、简陋的伙食在传销组织内，都被传销头目解读为“忆苦思甜”，控制这群年轻人的手段不仅限于暴力，思想上的反复洗脑也颇有体系。

在蝶贝蕾的组织内，有“三谈”和“三不谈”的规定。“三谈”分别为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三不谈”分别为不谈制度、不谈公司、不谈产品。

“领导在讲课的时候告诉我们，只要在行业内坚持两年以上，就会由公司和组织奖励7位数的奖金。我想待够两年，看看情况再说以后的事，反正我也不差这一两年的工夫。”王朋告诉记者。

“北派传销的特征之一就是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了使成员能够接受恶劣的环境，会以成功商业人士的事迹告诫成员，将艰苦的生活条件比作成功前经历的苦难。还要求成员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未来人生，让成员互相洗脑，最终使所有人沉迷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精神上得到巨大满足，从而让他们甘于眼下的艰苦。”反传销救助中心负责人马胜玲在接受记者时表示。

与王朋交谈中，记者注意他的牛仔裤两侧都有非常明显的白色污渍。问及污渍，王朋却说：“这裤子根本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脏。”在后来的交谈中，记者得知因为数次躲避警方的逃跑，王朋的行李和衣物早已丢失殆尽，所以他一直都在穿其他人的衣服。

难道组织内物品共享？王朋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王朋告诉记者：“在组织内，我们所发下来的工资都是私有的，并且禁止成员之间借钱或者借东西，即使一根烟也不准借。”

“衣服是从后来的朋友那里拿来的。”王朋想了想后又告诉记者。

“如果有人生病了没钱看病怎么办？”记者问道。

“那只能等发工资有钱了才能去买药。如果实在撑不住了，就得由‘管家’去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是否去看病吃药，看病钱以后还要从工资里扣。”王朋说。

由于信息互通，一个村子遇到抓捕，邻近几个村子的传销人员就已经提前逃跑了。

静海一直被传销人员视为蝶贝蕾组织的发源地、北派传销的代表地区之一，虽然近年来当地政府对于打击传销的力度有增无减，但民间仍流传着“中国传销看天津，天津传销看静海”的口头禅。

对于传销组织为何在静海“阴魂不散”，马胜玲认为：“因为静海是蝶贝蕾的发源地，最初蝶贝蕾的传销成员就是从这里散布到全国各地，一些传销头目不敢在自己的家乡搞传销，只能在比较熟悉的静海搞。由于熟悉静海的地形，因此方便指挥和带领成员逃跑，且各个传销窝点距离较近，可以互相通风报信。”

当谈到如何规避警察的抓捕时，王朋颇有几分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就像‘游击队’一样，警察想抓到我们很难。”

通常，传销组织喜欢扎堆集中在某个区域。根据王朋的说法，曾经有超过10个传销组织藏匿在同一个村中，其中大部分是蝶贝蕾的传销组织。为了区分不同的组织，各组织往往以“领导”的籍贯命名。王朋所在的组织领导为甘肃人，对外就自称蝶贝蕾甘肃分部。

当数个传销组织聚集在同一个村子，他们就会互相联系，形成统一的“安保系统”。

以蝶贝蕾传销组织为例，“扛家”和“管家”需要轮流在村口、路边、交叉口等地点站岗。有时，一个村中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站岗人员，且相邻的岗哨均为不同组织的人员。

一旦发生情况，站岗的人会用约定好的暗号相互通知，窝点内的传销人员在收到逃跑信息后，立马按照之前“演习”的路线向庄稼地、草地逃跑。

王朋还告诉记者，有时候组织在不同的地方都租有房子作为预备，一旦一个窝点被查，立马转移到另一个窝点。“最远一次逃跑，我们在树林里穿行了10多公里才到了另一个窝点。”

蝶贝蕾不同的分部之间也有相应的联系，往往几个分部会共用一个或几个备用窝点。由于信息互通，一个村子遇到抓捕，邻近几个村子的传销人员就已经提前逃跑了。

“他们跑得真的特别快，有一次遇到他们逃跑，我们这些拿着瓶矿泉水的人，硬是没有追上背着东西逃跑的人。”在交谈中，一名反传销人员笑着告诉记者。

“那是，我们平时都有锻炼，天天吃素养身子，你们不锻炼还吃肉，怎么可能跑得过我们。”王朋回应道。

躲避警方的逃跑行为，在传销组织内被称为“躲负面”。

“经历很多了，经常半夜三四点钟被通知逃跑，我们就跑到树林中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一两点才回去，睡了不到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们‘躲负面’，有时真的遇到警察来搜捕，会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带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在一起唱《从头再来》互相激励……”王朋回忆道。

北派传销正是利用了一些年轻人渴望有大城市奋斗的机会，以各类工作机会的名义欺骗年轻人。

“这次静海的抓捕行动端掉的窝点远比抓到的人员要多得多，说明大部分人员已经流窜了。”一名反传销人士告诉记者。反传销人士对传销组织常规的逃跑路线略有掌握，以静海为例，一旦有风吹草动，大部分涉传人员一般会逃到廊坊、沧州等地，小部分则会去往天津武清区一带。

“静海传销之所以猖獗，有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静海毗邻天津，与北京的交通也较为便利。北派传销正是利用了一些年轻人渴望有大城市奋斗的机会，以各类工作机会的名义欺骗年轻人，例如河北燕郊镇传销屡禁不止，也是同样的原因。”马胜玲说。

按王朋的说法，其组织原在廊坊地区活动，后来由于被当地的警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被迫跑到沧州地区。但记者问及被警方重点打击的原因，王朋却默不作声。

“是在廊坊打坏了人才被警察盯上了吧？”一旁的反传销人士问。

“我们来这儿（沧州）以后就不怎么打人了。”王朋反驳道。

“不排除以后他们还会回到静海，静海打击传销的行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都会有残余的势力向周边地区逃跑。等‘风头’过后，又会慢慢地回到静海，或许这是蝶贝蕾组织心照不宣的默契吧。”

马胜玲告诉记者，有时候警方对抓到的基层传销人员批评教育之后，其中的部分人还会又进入当地的传销组织。“很多家属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们先去当地（指传销组织所在地）的派出所查看下，很多时候他们已经有涉传被抓的记录了。”

结束采访时，王朋突然问记者：“你们都是怎么称呼我们行业的？”

“非法传销组织。”记者回答道。

在截稿前，记者再次向李明联系询问张刚的情况，李明告诉记者，张刚的父母已经联系朋友，花钱通过当地人将张刚“捞了出来”：“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没有见到张刚，但他的父母告诉我，张刚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孙吉正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