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笑颜 石丹

ID | BMR2004

历经25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以剥离、处置不良资产为使命的四大AMC（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在经历一次深度的嬗变。

继中国华融正式更名“中国中信金融资产”后，其余三家资产管理公司AMC也在调整过程中。据新华财经报道，为响应机构改革方案，中国信达、中国东方和中国长城三家AMC将于近期划至中投公司。对此，中国信达内部人员对《商学院》记者表示：“目前没落地，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变化。”

自1999年诞生至今，AMC的崛起和发展可谓是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缩影。AMC 行业伴随着经济周期和监管风向的变化，行业格局逐渐从最初的单一化、政策性主导向多主体、商业化运作转型，构成了包括全国性、地方系、银行系和外资系的多层次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大幅提高了我国经济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

在新的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四大AMC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们通过剥离非核心资产、优化金融牌照结构等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核心业务领域。而这一过程中，四大AMC不仅要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还要在内部进行深度的战略调整和组织变革。

据《北京商报》援引知情人士称，中国信达、中国长城和东方资产三大AMC划转至中投公司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与2023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脉相承。此前，中国华融已划入中信集团，并于近期更名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

那么，为什么将三家AMC划至中投公司？冠苕咨询创始人、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认为，此举意在将财政部的监管角色和股东角色分开，通过厘清职责使国有金融企业受到更好的约束，可以使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专注于防范和化解风险。他表示：“此举主要是根据2023年的党和国家金融改革方案，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金融管理部门是裁判员，市场经营机构是运动员，如果在同一体系内，政企不分，市场效率较低。从中国华融的发展历程来看，监管部门和市场化经营机构相互交织，企业定位不清，逐渐剑走偏锋，最终造成重大风险。剥离的目的主要就是促进管办分离、政企分开。对于三大AMC而言，市场化属性更强，中投旗下也有金融资源，未来还可以有效整合。”

资料显示，2023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机构变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为厘清金融监管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推进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把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回首过去25年，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历程中，AMC的角色日益凸显。它们不仅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积极参与了风险化解和模式升级的过程。AMC实现了从尝试探索到高速发展，其监管政策也从推动发展向严监管演变。

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经济迎来了迅猛的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的贷款规模急剧增加，但其资产质量却欠佳。为此，四大AMC“临危受命”，旨在解决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改革滞后、国内需求不足、亚洲金融危机等复杂原因，1997年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效益先是直线下滑，继而整体亏损，成为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表与里”的特殊关系，国有企业的风险必然向银行转移，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便是“坏账经济”的蔓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社会认识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加之1999年中国加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进度，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银行业将面临外资银行的挑战和竞争，背负大量不良资产的四大行能否招架也不得而知。

为了及早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这头“灰犀牛”，维持经济稳健运行，让四大行轻装上阵。1999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承担起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国有AMC相继成立，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政策性接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1.4万亿元政策性不良贷款。

这一阶段不良资产收购资金来源为央行和商业银行本身，资产公司均以银行资产账面原值进行收购，不良资产处置的损失实际由AMC和财政承担，彼时的AMC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属性，主要目的是让商业银行轻装上阵。

这阶段，四家AMC主要通过债务清收和变卖抵押物的方法回收资金，但是处置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AMC行业尚处于探索阶段，监管和激励体系尚未成型，而且任务期限仅10年，因此处置过程中存在诸多虚假拍卖、关联交易、随意评估、行政干预等问题，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为配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大行业改制上市，四大AMC再一次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大规模剥离，与第一轮剥离不同，本轮不良资产收购价格由四大AMC与商业银行协商决定，政策性属性降低。2004年3月以后，四家金融AMC开始尝试向商业性市场化收购转型，并逐步面向四大行之外的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信达于2004年以账面价值50%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的批发商资格。不同于以往，AMC此次对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未按照1:1进行对价收购，而是采取了商业化的折价收购模式，因此此次剥离被定位为“商业性剥离”，四大AMC向商业化转型“初有眉目”。

2004年至2005年，建设银行向信达剥离了569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交通银行向信达剥离了650亿元可疑类不良贷款；工商银行将4500亿元可疑类贷款分作35个资产包，按逐包报价原则向四大AMC进行出售，工商银行同时将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委托华融处置。

2006年，相关部门出台文件，进一步明确了AMC向现代金融服务业转型的基本原则、条件和方向。自此，资产管理公司开始了市场化转型，被收购对象也由银行不良资产拓展至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中国东方于2006年末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江苏银行；中国信达于2006年和澳洲联邦银行的全资附属公司康联首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信达澳亚基金管理公司（原为信达澳银基金）；中国长城于2007年开始涉足证券、银行和中小企业融资领域；华融于2007年整合成立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四大AMC在证券、银行、信托、私募股权、保险、金融租赁等领域逐步开展子业务并取得相关牌照。

2009年，AMC 10年之约到期，四大AMC迈入多元化经营发展阶段。2010—2015年，全国性AMC持续探索综合金融道路。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诸多金融机构的经营难以为继，而这也直接为四大AMC涉足证券、信托、保险等领域提供了转型之机。

以信达为例，2007年，信达通过收购重组的方式成立信达证券，通过发起设立幸福人寿的方式进入寿险领域，同时开始对金谷信托进行重组，并于2009年重组完毕。2010年6月，信达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开创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上市的先河。截至2015年底，信达率先集齐银行、保险、券商、信托、期货、公募基金和金融租赁七大主要牌照。

而华融则紧跟信达的步伐，于2012年9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而东方和长城直到2016年才完成股改，至今仍未上市。四大AMC主要通过收购重组的方式扩张金融牌照版图。

这时期，地方AMC的合法性得到确立。我国财政部与银监会于2012年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文件提出允许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或授权一家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任务，其购入的不良资产应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虽然地方AMC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但其业务范围有所限制。

中诚信研报指出，“2014—2018年间，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走高且区域非金不良资产规模上升，银监会鼓励各省增设地方AMC且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更加多样化，政策的规范和支持使得地方AMC发展进入高峰，与此同时AMC也出现了脱离不良处置主业的趋势，潜在风险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越发突出，2015年11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提出，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对于全国AMC来说，彼时，其盈利开始下滑，经营承压。同时，全国性AMC监管趋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四大AMC的总资产迅速扩张，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即是持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四大AMC的总资产和资产负债率平均值分别为1.0万亿元和88.6%。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小商业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迅速增加，非金不良也逐步增加，不良资产整体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然而，自2012年非金不良业务开放试点后，以不良资产处置为名，实则向不良企业放贷的行为广泛存在，全国性 AMC 逐渐演变为“影子银行”业务的重要载体。

过去类信贷业务繁荣时期，原本定位为不良资产处置者、金融风险化解者的全国性 AMC，却成为银行虚假出表不良资产的帮手，购买不良债权的AMC通过与银行约定固定收益、向过桥银行转让不良债权等方式帮助银行掩盖不良资产。

在2016年“去通道”背景下，AMC 通道业务成为监管打击对象。

在金融去杠杆的监管高压下，随着信贷门槛升高和资金价格提升，背负高杠杆的四大 AMC 2018年归母净利润均出现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4年至2018年，银监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支持地方AMC发展。由于政策的逐步规范且AMC业务逐步市场化，加之此阶段，各省允许增设地方AMC机构且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同时转让处置方式更加多元化，地方AMC进入发展的高峰。

不过，地方AMC增量随后便开始下降。2016年，允许各省设立2家地方AMC的1738号文发布后，地方AMC成立热情愈发高涨，2016年和2017年分别成立14 家和16家，地方AMC增至51家。与全国性AMC类似，许多地方AMC设立之初主要从事通道类业务和类信贷业务，变相提供融资、输送非法利益、虚假出表不良资产等，因此随着地方AMC名额趋于饱和，叠加压降影子银行规模的影响，2018年地方AMC成立数量锐减为2家。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系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始登场。由于以往AMC收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时，双方容易对资产的价值产生分歧，不利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消化。因此，监管部门于 2017 年明确规定银行可以设立以债转股业务为主业的AIC，由其向银行收购不良债权并转为股权进行管理。 

2017年8月，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商业银行不得直接债转股，而需要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即AIC，并且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可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等。同年，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大行依次获批成立全资子公司AIC开展债转股业务，AMC行业格局进一步完善，AMC行业格局由“4+1”演变为“4+2+银行系AIC”。2018年6月，银保监会印发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AIC正式诞生。

据中诚信研报介绍，2019年以来，监管机构明确提出AMC要专注本地金融不良主业，严控经营风险和融资杠杆，不良资产行业迎来严监管、规范发展时代，因而AMC也逐步调整结构，向不良资产主业回归。

2019年以来，金融业整改工作成效显著。例如，影子银行规模大幅降低，同时，自资管新规颁布后，刚兑类、通道类产品规模持续压降，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监管套利等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监管部门对于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严格监管仍将延续，类融资、假收购等违规业务的操作空间将持续受到挤压，只有着力提升不良资产管理能力、做精做强主业的AMC公司才不会被行业淘汰。

在此背景下，此前快速扩张的全国性AMC也在2018年集体盈利受挫后，纷纷走上瘦身提效、回归不良主业的道路。

四大AMC逐步出清诸如中原资产、华融昆仑、甘肃长达、宁夏资产等地方AMC的股权，同时信达于2020年转让长期亏损的幸福人寿全部股权，东方于2020年拟转让19家小额贷款公司股权未果，长城于2021年拟清仓亏损不止的长生人寿股权未果，华融于2022年清仓华融湘江银行、华融证券和华融信托股权，四大AMC持续收缩金融牌照版图，转而聚焦不良资产经营，专注提升困境企业纾困救助能力，积极探索“重组、重整、重构”业务模式，真正发挥逆周期稳定调节作用。

同时，定位于证券业的中国第五家AMC诞生。债券市场高频违约的现象迅速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推出一系列政策规范违约债交易业务，各大交易所也纷纷组织开展违约债转让试点工作，而以处置不良资产起家的AMC行业也悄然酝酿着第五家全国性AMC。2020年3月16日，经银保监会批准，地方AMC建投中信转型为全国性AMC，并更名为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同年10月顺利开业。

此外，外资获得不良资产行业入场券。2020年2月，我国首家外资地方AMC——橡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同年3月，银河资产也经银保监会批复成立，至此AMC行业格局升级为“5+2+银行系 AIC+外资系”。 

多元格局已然形成，未来，AMC行业由竞争逐步走向均衡，呈现错位竞争的态势，即全国性AMC服务于跨区域性金融机构和企业，地方AMC服务于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和本地企业，银行AIC则专注于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理。不同地区不良资产的供给和市场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性，这对不良资产处置团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各AMC公司需深挖各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处置方案，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股东资源禀赋，探索多类服务联动的业务模式。

在周毅钦看来，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新规，力促AMC回归本源，聚焦主业，但是AMC的市场发展潜力依然非常广阔。

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行业风险持续暴露，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AMC机构运用各种手段助力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的政策，尤其是进入2022年以后，相关政策出台频率明显加快，导向明显。

“当前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多领域出现了一些风险苗头，在化解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方面AMC还是可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在换了‘东家’之后，AMC需要适应自己的新身份，积极拓展同各类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地方政府、社会资本的各种合作关系。”周毅钦如是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AMC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的发展阶段AMC要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自身的使命担当，全方位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金融开放，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对此，周毅钦认为：“AMC也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优化自身的业务结构和布局，突出不良资产主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做好科技金融、数字金融两篇大文章。”

重庆市原市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黄奇帆曾说，四大AMC对四大行进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功不可没。将坏账揽于自身，并背负着巨大的包袱艰难地寻求转型。从中国信达开创附重组业务开始到四大AMC通过政策性接收风险金融机构逐步扩建自己金控帝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进入2024年，AMC使命更加艰巨，任务更加沉重，此时或是其改革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