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钱丽娜

ID | BMR2004

中国的乡村治理需要依靠专业人才。

日前，在“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计划”结业的仪式过后，又一批“乡村职业经理人”开始登上乡村舞台。

2021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启动这一乡村CEO计划，破题乡村经营性人才短缺与系统性培养的空白，项目经过三年的孵化，一批“乡村职业经理人”从项目”结业“，登上乡村舞台。在近日于杭州举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论坛”中，专家们就中国乡村发展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回顾。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产业结构在变，就业结构在变，相关的数据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从产业结构来看，1978年农业占GDP总量的27%，就业人数占到70%，2022年直接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下降到23.1%。40多年来，每年农业从业人员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乡村建设面临着人才缺失的问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城镇化率的提升。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4%左右，乡村人口下降到约3.65亿，村庄至少减少21%。到2050年，城镇化率接近80%，乡村人口减少到2.8亿左右，村庄至少减少38%。

十三届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刘振伟长期从事农村研究，他认为，目前乡村人才持续外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全国15-39岁常住乡村比例低于30%，农业农村生产经营者小学文化占37%，初中文化占48.4%，但是高等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基本无法向乡村回流。乡村人才培养总体供给不足，要求培训的力度很大，在教材、教师、教学方法、培训效果等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于乡村人才不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2022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收益状况表现为，无经营收益的村庄占21.1%，经营收益5万元以下的村庄占19.7%，5万元至10万元的村庄占21.7%，10万元至50万元的村庄占27.9%，50万元至100万元的村庄占4.8%，100万元以上的村庄占4.8%。年收益50万以上的村庄占比不足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很重要。国家农业类的大学院校95所，其他院校开设的涉农课程有300多所，这些年培养的学生有30多万人，但这些人基本上回不到农村，或者回不到县以下，还有一部分不在农业领域。对比德国的职业教育，德国农民人口占全国的2%，其中具有农业高等教育学历的占10%，中等职业教育的占30%，受过职业进修教育的占60%，持有资格证书的占22%。

“如果在乡村经营中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内生的动力，单纯依靠外来的推动，这并不是真正的乡村经营。”魏后凯说。乡村经营是乡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良好的乡村经营可以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乡村的多点价值，打通资源变资本，资本变产品的渠道。因此，在乡村经营中要把农民现代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乡村的现代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也是“三化一农”的有机主体。在发达国家“三化一农”已经成为重要的部分，中国也具备了“三化一农”，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

按照“三化一农”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居中的是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现代化，最滞后的是农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是农民的观念、素质、职业、身份环境等全方位的现代化，既包括农村居民，尤其是农业从业人口的现代化，也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现代化。现代乡村经营需要现代化的乡村人才作为有力的坚实支撑，所以农民的现代化会为高质量的乡村经营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魏后凯说。

张红宇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现在由于农村从业人员减少，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动，在浙江乃至于全国，农地与农民演变为农地、农用、全民。全民催生了乡村各种农田产生的前提，也催生了乡村职业经理人成长的环境。

现在直接从事农业的不一定是原来的农民身份的人群。在浙江这个现象越来越凸现。正是由于农业从业者的结构在变化，农业从业者的身份在变化，特别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新业态不断呈现，农业产业演变为典型的乡村产业，由乡村产业向乡村转移，使人才需求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业农村部原总畜牧师张天佐的观点是，乡村资产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特别是经营权和决策权的分离，有利于盘活乡村的资产。引入一批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乡村，可能比村里的干部要更加专业。“现在解决农村问题，我认为要把重点聚焦在农村本土化人才的挖掘应用和培育上，也就是说要加快传统化、职业化人才的培养” 。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在谈到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特点时指出，西方在现代化中，乡村的衰落已经产生不了乡愁，因为现代化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历程，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带着亲身感受和动力回到乡村。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在一个高度的时空压缩的条件下推动的现代化，站在现代化的列车上，对乡村的记忆是清晰的，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一种特殊现象。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能够非常近距离地感受今天消费乡村，建设乡村，把城市动能带到乡村里的社会动力。

在谈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张天佐指出有几个微观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培育谁。培育的对象要选择那些既有愿望又有能力的人，这两者缺一不可。有四类人群是培育的重点：

1.有一定的知识、头脑、热情投身于乡村发展的农村青壮年。他们出生在农村，祖代、父代都长期在农村生活，有一定的地缘、血缘关系，对农村有一定的情怀，这是培育职业化农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2.农村中的现有能人，包括村委干部、种田能手、养殖专业户、经纪人等，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又与农业密切相关，拥有一技之长，他们希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希望在农村有更大的发展，所以这些人是农村能够留得下，稳得住，最有影响的群体。

3.返乡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进城务工，为城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拓了眼界，积累了财富。这些人经历了城市务工酸甜苦辣的生活之后，一旦返乡创业，将是最有条件、最踏实的群体。

4.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接受了完整系统的专业教育，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扶持政策的落地，以及从业观念的改变，农村将是他们施展抱负的舞台。只要他们能够获得体面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业，就能够留住人 (特别是“农二代”)。

其次，怎样培育。首先是因需施教，乡村产业涵盖的范围广、领域多，涉及到品种、科技、生产技术、市场信息、营销技能等，广而泛的培训，往往效果不佳。其次是理论联系实践，在理论基础上加强实践的培育，尽可能送教下乡，把培训班办在田间地头。乡村CEO的培养，就非常注重实践培养，李小云教授长期深入学员生产基地，帮助梳理发展思路，研究发展路径和方法。耕耘者振兴计划乡村治理骨干培训中，我们也非常注重能力的提升和方法的传授，重点讲授如何运用积分制、清单制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第三是注重典型的引领，农村中的土专家、能工巧匠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辐射带动更多的农民。

第三，人才引导。在培育人才的同时，还要建立一套激励引导的机制，这样才能挖掘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首先构建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府扶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注重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上培育新型主体，逐步把新型职业农民打造成为懂经营、善管理、有素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力量。其次，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土专家、田秀才、能工巧匠等农村能人，建立认定评价制度，通过对其能力上认可、经济上鼓励、社会上宣传、政治上荣誉等方式，激发他们示范带动农民的主动意识和社会责任。第三，对于农村急需的一些专业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等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打造创业平台承载人才。通过财政扶持、用地保障、税费减免、风险补偿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人才向农村流动。

第四，把握好实效度。农村人才的培育要与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不能无所作为，滞后于发展需要，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求多求快。比如，家庭农场的培育，虽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保持历史耐心，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培育。在工作中要掌握三点：

首先，不能违背农民意愿，超越发展阶段，求急求快，搞强迫命令。家庭农场的发展要与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变化趋势相适应、与当地城镇化水平以及农业分工分业程度相适应。其次，规模要适度，不宜贪大求大。规模过大会加剧农业资源占有不公，减弱农业合理承载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增收的功能。规模过大也很难做到精耕细作，亩均边际效益递减。最后，配置要合理。不鼓励家庭农场设施装备小而全，推动形成“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的产业分工模式，家庭农场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环节，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完成。

第五，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推进一个行业、培育一类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很重要，需要讲究策略与方法。运用得恰当，事半功倍。比如，在鼓励务工农民返乡创业问题上，从调研中看到，各地鼓励农民创新创业热情很高，从财政奖补、税收减免、风险补偿，到用水用电优惠，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但成功率不尽人意。特别是一些地方出台直接的补助政策，很容易诱导一些不具备能力和条件的返乡农民盲目跟进。不是每个想创业的返乡农民都能创业成功。一些返乡创业农民不但花掉了政府的补助费用，而且自身打工多年的积累也付之东流。从调研的情况看，返乡创业成功率比较高的人群集中在35-45岁，平均打工10年左右，打工职业集中在包工头、经纪人、车间班组长、营销人员等。返乡创业成功率比较高的领域主要是依托农村资源开展的规模化种养业、林下经济、产地初加工业、农家乐、当地传统手工艺加工等。创业创新政策激励要讲究方法，慎用直接奖补政策。因为，农民的从众心理很突出，直接的奖补政策很容易误导农民。同样的政策支持力度，如果重点放在给创业人员贷款贴息、建立社会保障兜底、设立创业风险补偿政策等方面，效果更好。  

农村人才培养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非常重要，找到路径和方法，因势利导地开展工作，效果会更加突出。

2021 年 11 月，腾讯公司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共同发起“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 CEO 培养计划”，通过课程学习、村庄实训、在岗锻炼的分阶段多样化培养方式，旨在探索出一套完整、有效、可行的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培养体系和制度方案，为乡村输送高质量职业经理人。项目组通过对一期100名学员的培养，完成了国内首个对乡村 CEO 这一新兴职业的系统化培养方案，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一期学员历经基础培训、实训培训、综合提升三个阶段，已进入“成果巩固”的最后阶段。通过 7个多月的探索，项目组沉淀了以“四学五育六成效”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成果；百名学员既系统掌握了关于乡村运营方面的理论和实操知识，又在项目组“陪伴式”指导下，学以致用投身于乡村运营一线，引进和落地村庄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努力实现“强村富民”的目标。

在培训前，很多村已在开展业态活动；培训后，学员“现学现用”，充分利用村中的闲置场地空间、引进和打造新业态，增加了村民就业岗位，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规模。据对60个学员对应60个村庄的不完全调研统计（截至2024年3月中旬；后续数据仍将继续更新）显示：村集体经济收入仅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经营性收入就高达4774.9万元，与2023年第三季度相比，环比增长15%；与2022年第四季度相比，同比增长 32%。

2023年5月15日，“中国农业大学-腾讯为村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二期正式开班，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22个地市州的110余名学员参加学习。

乡村CEO计划二期在完善培养方案的同时，探索乡村CEO在地化的“培-聘”结合，云南昆明、曲靖、昭通三地与中国农大、腾讯合作，扎实开展探索。有了一期的基础，项目二期重点推动乡村CEO的地方制度化，同时进一步完善学员培养方案，并对全国性乡村CEO学习网络提供技术支持，持续扶持标杆模范乡村CEO。

项目二期除了对云南三地定向培养60余人，还在全国范围内再直接培养40余名学员，在培养过程中，乡村CEO计划继续完善方案，产出一套2.0版本的知识产品，包括乡村CEO的招生制度、面试方案、导师遴选条件、学员培训案例等。随着乡村CEO计划的探索与推进，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高校、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开始关注、支持甚至加入到乡村CEO的培养中来。短短三年时间，乡村CEO已经成为了乡村人才振兴的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

腾讯公司副总裁杨健说，腾讯支持了中国农业大学乡村CEO培养计划，浙江千名乡村 CEO培养计划等项目。在“政府主导，农民主体，腾讯助力，社会共创”的情况下，腾讯以“乡村CEO”人才培养为切入口，同步开展共富乡村试点县示范村的建设，探索总结出来了“机制+人才+数字化”的内生型共富乡村系统化解决方案。截至2023年底，这些解决方案已经由政府主导推广到浙江、广东、重庆、云南、广西等省市区的125个县。

腾讯上线了共富乡村学堂，全国乡村CEO学习平台，让有志于此的更多的人才交流工作经验。上线三个月以来，注册数达到1.5万人，其中有1.3万人观看线上课程，每天都有1700多人在线学习。

腾讯把微信的产品运营技能开发成为适应乡村经营系列的课程，不仅传授视频号、短视频、内容直播，电商直播的知识，还陪伴式地教学和辅导，接受辅导的乡村CEO经过一两个月的实践，平均可以做到每个月两万的播放量。针对乡村经营的真实场景，开发了云认养、云服务，让乡村CEO不用在数字化经营开发上投入资金和人力。云稻米上线三个小时实现了60多万元的收入。

如2023年11月10日，项目组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郎家村、富阳区拔山村、绍兴诸暨市上英村开展了“乡村CEO数字化经营专项培训活动”，腾讯邀请的视频号头部 MCN机构导师对近50位学员和十余名当地村镇干部、返乡青年，进行了针对短视频制作的深度培训，同时选择如郎家村盛给、上英村庄园、江东村叶翔鹤、春光村杨吉等十余位学员，进行持续的短视频孵化指导。

2024年1月22日，腾讯为村共富乡村项目组联合杭州钱塘区田城汇江东村，举办了主题为“共富乡村过大年 我的家乡味”新春直播活动，打造江东村的村庄账号“村里来了年轻人”，并进行了精心的全流程策划：在20-21日的预热环节，腾讯设计了系列学员海报，迅速策划和推出两个短视频《偷草莓》和《月黑风高》，并帮助浙江5位学员各自产出预热短视频，在学员群等多个群一经推出，就博得了各方喝彩。

 “当前，乡村CEO已经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行动方案，也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培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