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电影院观看《黄金时代》，看完感到失望：旁白太多，冲突太少，节奏太慢，故事太散，作为一个热衷于紧凑情节和武打动作的低俗观众，我从这部片子里得不到观影快感。

好在我记住了两个镜头，还算没有白花票钱。

镜头一：萧红跟萧军在哈尔滨某旅馆同居，萧军失业，她无业，粮草一断，没钱开饭，饿得都不行了。萧军扛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她睡不着，凌晨爬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门挂在墙上的面包圈，想偷一个，可是又不敢。

镜头二：萧红和萧军在床上躺着，萧红在左，萧军在右，萧军侧过身去，用一条胳膊搂住萧红。她和他是两口子（虽然没办手续），两口子搂抱着睡一个床，天经地义。问题是，萧军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叫端木蕻良。当萧军搂着萧红的时候，端木蕻良正仰望着天花板，隔着萧军跟萧红搭话。

前一个镜头让我明白，萧红夫妇曾经很贫困，后一个镜头让我明白，民国文人曾经很开放——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睡到同一张床上去，如果这不叫开放，还能叫什么呢？

一查资料，萧红、萧军不光跟端木蕻良睡过一张床，还跟丁玲睡过一张床呢！1938年，阎锡山在山西建立民族革命大学，萧红、萧军、丁玲、艾青等文坛大腕前去支教，这所学校是在临汾乡下临时创建的，没有学生寝室，没有教师宿舍，五千名师生全部分散到老乡家里，二萧和四位同行挤一间民房。

小小一户人家忽然多出十几个“新移民”，不挤到炕上就得睡泥地。寒冬腊月，临汾极冷，睡地上岂不冻死？所以仍然要拼床。艾青、聂绀弩和端木蕻良睡在外屋炕上，萧红、萧军和丁玲睡在里屋炕上。丁玲就睡在萧红旁边，她还跟萧红开了个玩笑：“你们小两口先别急着亲热，等我睡着了再说。”

萧红夫妇既跟端木蕻良同床睡过，又跟丁玲同床睡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因为贫穷，因为物资太贫乏，因为住房太紧张。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萧军夫妇从上海撤往武汉，借住朋友的房间，而那个朋友并没有房产，是租的房子。房子很小，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里面住着一群文化人。这群文化人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抛家舍业，接近破产，单独一人根本付不起房租，所以要拼租。

光拼租还不行，还得拼床，因为难民如潮水一般涌进来，找一块插足之地都难，床位远远不够，所以二萧必须跟其他人共享一张床，无论那个人是男还是女。恰好端木蕻良是好朋友，与其跟陌生人拼床，当然不如跟好朋友拼床了。至于第二年二萧在西安分手，萧红回到武汉又与端木蕻良结婚，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有不拼床的没有？有。1937年，画家叶浅予的女朋友梁白波逃到汉口，汉口民房全被租满了，她找不到住处，只能借住叶浅予一个哥们儿的房子。那哥们儿只有一间房和一张床，他是上夜班的，晚上床空着，让梁白波睡；等他早上回了家，梁白波就得赶紧起床，把床铺让出来。其实这也是拼床，打了个时间差而已。

早在1928年，萧红还在哈尔滨上中学时候，丁玲与同为左翼作家的男朋友胡也频在上海租房定居，胡的好友沈从文也跟着住了进去，丁玲和胡也频睡床，他睡地板。上海比山西暖和，睡地板不会冻死，假如是在山西，我估计沈从文老师也免不了要跟丁玲伉俪拼一拼床。

难道他就不能单独租一间房吗？当然可以，不过那时候上海的房租高得吓人，小小一个亭子间要收十二块大洋的月租，而沈从文刚刚出道，每月稿费最多十几块大洋。沈在《记胡也频》一文中写过：“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个希望在当时还是不切实际的奢望。”稿费都拿去租房子的话，未来的大作家就得饿肚子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刚毕业的小年轻，不妨多看看民国文化人成名前的惨况，咱们不过跟人拼租，人家还男女不限跟人拼床呢，是不是很励志？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