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上映的喜剧电影《在云端》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刚刚毕业、踌躇满志的女商人娜塔莉道出了她的理想伴侣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她把自己的理想伴侣称作适合她的“类型”，并列举了他应该具备的特点：“白领，有大学文凭，喜欢狗，喜欢看喜剧电影，身高 6 英尺 1 英寸 a，棕色头发，眼神亲切友善，在金融业工作，周末时喜欢做户外运动。我特别希望他的名字是非常简短的，比如‘马特’‘约翰’‘戴夫’。要是他开一辆丰田 Four Runner 越野车，那就更理想了。除了他的金色拉布拉多犬，我就是他的最爱。哦，对了，他的笑容也应该非常迷人。”

看到电影中娜塔莉毫不迟疑、有条不紊地说出这些特点，我们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但是，这个有趣的场景其实非常真实，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过像娜塔莉这样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就是其中一员。计算机领域的学者扎比特•帕特森在他的论文《走进网络—数字时代带来的各种幻想》中介绍了类似的观点。他讨论的不是本章所说的在线相亲，也不是前文中讨论的算法对人的分类，而是网络色情作品的组织形式。帕特森指出：从表现形式看，图片在经过某种精心设计的系统方法分类后才会出现在用户眼前，必须通过固定所有图片的位置、安排好图片出现的先后次序，才能激发用户的性欲。

网络相亲的原理与之非常相似。马克思主义的“物化”（reification）观念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物体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同理，在网上寻觅真爱时，我们必须将自己与潜在的配偶商品化。从表面上看，援引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来讨论相亲问题似乎有失尊重，但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常用的那些隐喻具有工业社会的特点。例如， 2013 年 12月，《大西洋月刊》刊登的一篇文章把 eHarmony 及其竞争对手 Match.com比作“爱情工厂”。

实际上，这些网络相亲业务在感情上的某种程度的超脱可能恰恰是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某些文化中，人们会聘请婚姻专家，例如犹太文化中的“职业媒人”（shadchan）或者伊朗婚俗中的“提亲者”（khastegari），目的是代替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恋人决定婚姻等重要事宜。1971 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捷尔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所谓物化，我们可以认为它的目的就是造成“‘幻觉客观性’（phantomobjectivity）。它似乎包罗万象，具有严格的理性，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它的根本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卢卡奇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吹毛求疵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力没有达到某种程度，某个度假计划的费用过高，或者某台笔记本电脑无法满足我们的任务处理要求，我们就会拒绝接受，转而考虑下一个选择对象。不过，以这种方式来考虑爱情问题是否合适呢？实验心理学家、作家史蒂芬•平克在《心智探奇》一书中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位相貌出众的“万人迷”搬到了你家隔壁。通过该例，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婚姻关系中，人们如何确信配偶在应该选择离婚时却违背理性，选择与自己继续厮守呢？这与本章开头介绍的稳定婚姻问题非常相似。如果由经济学家戴维•盖尔与劳埃德•沙普利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说，只要这位邻居对其现任配偶的感情超过对我们配偶的仰慕之情，我们就无须担心。而平克的建议却更具人文主义特点，他认为，我们在选择配偶时，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接受出于理性原因而选择我们的人，而应该选择因为爱上我们而承诺与我们长相厮守的人。

在和爱人呢喃细语时，如果告诉对方他（她）的相貌、赚钱能力与智商水平达到了自己的最低要求，即使这句话从统计学上看是正确的，也很可能会扼杀你们之间的浪漫爱情。讨人欢心的话则正好相反：你之所以爱上对方，是因为情不自禁。

这种违背理性的爱情观在算法时代可能即将土崩瓦解。丹•斯莱特在《算法时代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一书中讲述了“雅各布”的故事。雅各布这位 30莱特：“如果我不是在互联网上结识雷切尔的，如果我从来没有参加网络相亲活动，那么有 95% 的可能性我会娶她。如果我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她邂逅，我会忽略其他因素的干扰，想方设法和她结婚。是不是网络相亲改变了我对天长地久的理解呢？毫无疑问，是的。在我意识到我们即将分手时，我仍能坦然面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我没有绝望地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将孤独终老，而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属于我的浪漫爱情。”换言之，天涯何处无芳草，或者用 PlentyOfFish 相亲网站的话来说，“每月至少有 1.45亿用户访问我们的网站。”

雅各布的这番话很好地解释了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爱情—人类感情的脆弱性》（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一书中提及的“虚拟感情”。鲍曼认为虚拟感情与各种权宜之计、安全秘诀、综合险与全额退款保证一样，是更科学的恋爱之道，他还指出虚拟感情的最终目标是“无须等待，无须付出，甚至无须努力就可以得偿所愿”。

与真实感情不同，虚拟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与真实感情节奏沉重、进展缓慢、缺乏活力与千头万绪等状况相比，虚拟感情似乎节奏明快、有规律可循、易于掌控且对用户友好。巴斯市的一位 28 岁的男青年，在被问及对网络相亲业务迅速崛起并取代单身酒吧以及征婚专栏这个现象的看法时，道出了虚拟感情的一个决定性优势：“你随时可以点击删除键。”

专栏这用 FreeDating 网站创建人丹•温切斯特的话说，“流动的爱情”这种说法可能意味着未来“感情生活更美满，但是离婚率也会不断升高”。温切斯特认为，尽管这个说法看似自相矛盾，但只要算法不断发展，最终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人们找到意中人，而且这个过程令人愉快。因此我常常想，婚姻（最终）会不会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温切斯特描述的是一种新现象，但是也不乏持有相同观点的人。2004 年，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沃茨在《选择的悖论》一书中指出，无论是购物，还是约会，人们都面临无数的选择，这种状况让很多人感到焦虑不安。在感情问题上，选择悖论是通过将坠入爱河的那些人逐一“分解”的方法解决的，而“分解”这个工业术语表示的是划分并剥离生产资料以获得效率。在大规模按需生产的时代，感情已经变成根据时尚、不断变化的欲求以及潮水般的奇思妙想制成的普普通通的商品。

这种后工业时代的相亲方法与传统文化的教诲背道而驰。爱人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一堆问题的各种正确或不正确答案的组合体。不过，用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说，只要浏览过一页又一页的网络“征婚”信息，就会发现“一连串的信息，过目即忘，根本无法区分、甄别”。所有人的身份资料似乎都在不断重复“可爱”“风趣”“友好”“浪漫”“富有冒险精神”等形容词，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力求打破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模型，结果却在描述受欢迎的性格特点时又借用了相同的文化脚本。相亲网站在为建立用户个人资料而提出问题时，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臆断人类的感情，例如，“金钱与雷雨，哪一个更令你兴奋？”“人体穿孔与色情书籍相比呢？”“你希望未来配偶比较强势还是留一头长发呢？”由于所有参数的权重相同，而且我们并不清楚算法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最终得分。

本文节选自《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 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3月出版

卢克•多梅尓（Luke Dormehl）：著名记者、纪录片电影制片人，世界知名杂志《快公司》、《连线》的长期撰稿人，以其有远见、有洞察力的科技类专栏文章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