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往往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最大打击则是来自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各有表述，但是其中很多历史细节耐人寻味。有论者指出这对于中国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日本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全局战争，是举国体制的日本对抗各行其是的中国，其结果也使得中国遭遇重创，尤其是这样的打击来自邻邦，“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事实上，19世纪的日本对中国的遭遇，一直报以深刻的危机感，中国的开放及其遭遇的挫折，日本人一直高度关注，其间甚至也有中国人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有“无意识的贡献”。

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曾经做出一个不无惊悚的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而历史学家也认为，“日本的沿海能在1839年免受外国武力威胁，这是德川幕府的至幸。它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使得幕府专注于国内经济的恢复。”

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幸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标志事件，也改变了亚洲的历史。当时日本幕府还是从荷兰船长的情报中，得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德川齐昭预言的失败不仅没有打消日本的危机感，反而引发很多讨论，被视为即将而来的“警告”。

我们知道的很多中文现代词汇来自日语，比如“权利”“权威”“权益”“主义”“革命”等等，不过中日间现代交流并非完全单向度的。历史总是由不同的片断构成，整齐划一的简化结论往往并不适用，正如日本江户时代未必如同想象中那么一味闭关锁国，而中国对于日本的现代化也无不影响。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现实的走向，“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另一方面则涉及理念的传播，从中国人著作到汉译“西书”，这对于江户时代汉学大有影响，进而对于日本近代化产生其影响。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的流传。鸦片战争败北之后，林则徐于1941年革职充军，远赴伊犁，据说是在临行前的一次长谈后，他将自己收集的关于西方情况的《西方志》资料交付给好友魏源，而后者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编《海国图志》，此后不断增加，1852年已达100卷，80万字，不仅涉及多个学科，更着力介绍海外地理与社会制度等。

这本书在历史课本中也被提及，不过在强调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之后似乎就渺无声息，但是在日本这本书却引发诸多讨论，比如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一方面将魏源称为“异地的同志”，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的遭遇明白了力量的东西转移，“方今世界，仅以和汉学识，业已无能为力，如不总括五大洲，宏大经济，则难以应付”，立意日本要步入“世界第一等之强国”，这与日后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著名的《脱亚论》不无关系。

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的研究，《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在1851年，首批仅三本，初期有涉及西洋内容还被视为禁书，船上的书籍底账可以一窥当时的变化：首批被记载“此项内有御禁制文句”，后来需求则越来越大，“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随后两年之间，《海国图志》被翻印了超过20个版本。

大庭脩认为，“这种观念的转换恰好反映了决策者与下位者对时局认识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所著的另一本书《圣武记》1844年传入日本，亦颇受好评，增田涉遗著《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中说《圣武记》对日本人的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一本描述鸦片战争期间乍浦人对抗英军的《乍浦集咏》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却产生抄刻本，由此也可多少看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关注，除了自身利益，也带有同情色彩。但是这种情感并不能持久，随后对中国人沉迷鸦片，态度上却逐渐看不起，甚至开始期待从中分得一杯羹。

伴随着中国陷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之乱，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全力追赶历史，这一结果就是中日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对比《海国图志》在中日命运的迥异，梁启超曾经如此评价，“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魏源常常被视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其实有些夸张，但是把魏源仅仅看作一介书生甚至幕僚又过于小瞧他了，从诸如《圣武记·军储篇》可以看出他对于货币的理解是高于同侪。从魏源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的努力挣扎，而且从他的思潮流转更可以作为中日际遇的一面镜子。

伴随着日本的近代化，中日难免一战，而甲午战争也被福泽谕吉称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曾经的天朝上国变为野蛮领邦之际，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彼此刺激反哺，对于中国也迎来另一个“自强”的时代。

（文/徐瑾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金融专著《印钞者》，微信公号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