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如何在国外大量收购 又不引起“恐慌”?

2016-06-07 2647 0

“有钱也买不到”的尴尬,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屡见不鲜。“中国人来啦,来买土地了”的消息往往会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当中引发一种恐慌心理。


2016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正式否决了一家中国公司对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养殖企业之一,基德曼公司的收购。


这已经是半年来澳洲第二次否决中资公司对相关企业的收购申请。


“有钱也买不到”的尴尬,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屡见不鲜。“中国人来啦,来买土地了”的消息往往会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当中引发一种恐慌心理。


对刘永好来说,化解这种尴尬似乎没有难度。2013年以前,新希望集团海外业务的主阵地在东南亚,在此之后,新希望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速,业务拓展到了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其中澳大利亚是其重点关注的国家。


2013年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牛肉加工商KPC畜牧业公司。


2014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共同见证下,刘永好与澳大利亚企业家签署了《中澳企业间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谅解备忘录》。


2015年,新希望乳业作为最大股东,成立了澳大利亚鲜奶控股有限公司。


新希望在澳大利亚的业务涉及牛肉、牛奶、奶粉、煤矿等行业。可以说,澳大利亚是新希望国际化重要的一步棋。


那么,海外“买买买”应该遵循怎样的方式?作为出海最早的探路者,刘永好分享了他海外买买买的诀窍。


刘永好:如何在国外大量收购 又不引起“恐慌”?

刘永好


为什么要去澳洲?


刘永好:其实澳洲农业领先主要是因为它的土地太多,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


第二,它的环境保护比较好,蓝天白云,草的污染很少。同样的牛奶,放在自然环境下,你会发现澳洲牛奶存放的时间要长很多,为什么呢?它带的菌少,本身空气的污染相对比较少,牛肉同样也是这样,有很多比较优势。正因为这样,我们决定在澳大利亚要做投资,要做大投资。


第三我们也做了承诺,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准备大大干了。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第一,英文倍儿棒的。第二,对澳大利亚、对西方的法律关系非常清楚的,对会计准则很清楚的,另外又做过投资收购这样的人。


陈伟鸿:你找到这样的人了吗?


刘永好: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找,找到一批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叫张天笠先生,是在美国念的硕士,在法国念的博士,而且在海外已经工作了大概20多年,把他请过来了,而且来了以后确实倍儿棒。


我们想不单单要找好人,更重要是新的机制,我们集团出钱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我们成立了新希望产业基金和厚生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PE基金,我们用全球去找一些投资人,共同来投资,有人,又有钱,还有机制。


陈伟鸿:张天笠先生负责什么呢?


刘永好:他是基金合伙人,今后赚的钱他都有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事业的基本的保证。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傻的到处去找翻译,上厕所都不敢走。


刘永好:张天笠到澳洲去一待,半年、一年,我们的团队去就地卧倒,跟当地几大会计师事务所、跟投行结合,另外到农村去、到牧场去,跟他们交朋友、聊天,看他们愿不愿意收购,效果超过了我的想象。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可能也没有想象这么容易,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波折。比如说牛肉这件事情,全球肉牛主要生产大国,大概是三个区域,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第二是北美,还有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都是肉牛的生产大国,最后聚焦在澳洲。实际上澳洲肉牛企业里面排名前20的企业基本上都接触过,过程持续了接近两年的时间。


陈伟鸿:看完这20家企业,你最想要拿下的企业,跟你们最终出手的企业是同一家吗?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还不是,澳洲企业分成三类,一类就是第一梯队,有三家国际巨头控制的企业。第二梯队大概就是排名第四到第十的企业,还有第十位以后很多中小企业,所以我们重点在第二梯队。当时接触一家在澳洲本土做的非常好的一家企业,形成了架构上的共识。但是在后来过程当中,这家企业和现在收购的企业管理团队有一定的矛盾,我们当时也蛮纠结的,找了很多外部专家,包括当地其他企业聊这个事情,最后认定我们收购这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先进,团队更努力,而且更容易利益共赢,最后我们也是忍痛割爱,走到这一步。


收购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牧场


刘永好: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超过2000个澳籍的员工,以前以为美国高,后来发现澳洲人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比美国高将近一倍。


工资高,我们怎么样保证还有效益?这个时候就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我们出了一个共享机制吸引人才,吸引我们收购的企业的这些人才,让他们来支持用户,因为道理很简单,他们更爽了,他们收入提高了,他们得到尊重。现在在澳大利亚,他们对我们收购模式认同,以至于我们后面对于奶牛牧场的收购都得到了极大肯定,大家都觉得你们做的好,我们愿意合作。


陈伟鸿:这杯牛奶跟你的收购之间有什么关系?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澳洲我们收购的企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牛奶是A2。


陈伟鸿:这个词很专业,什么叫A2的牛奶?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A2的牛奶里边的酪蛋白,和其他的奶不太一样,消化过程当中不会产生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亚洲人群当中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的反应,或者是免疫功能上的过激反应,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乳糖不耐。


陈伟鸿:这样一个高端优质的牛奶,对于澳洲企业来说也是宝贵的资源,在收购过程当中,他们心甘情愿吗?


刘永好:他们在澳大利亚把前100名都看过了,看过了最大、最好的牧场,养的奶牛最多,质量最好,产奶量比整个澳大利亚平均水平要高出20%、30%。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养了澳大利亚最好的A2这个牛,占到全澳大利亚A2牛的65%。


他说要是合作可以,收购不行,我们不愿意卖,因为他说我们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几代人传下来的,而且我们的技术、种类、产出都是澳大利亚第一的,不愿意卖。谈了半天没谈妥。但是我们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


我们找到第二大的牧场主谈,他说第一家技术最好,规模最大,他非常认同第一家,而且他们以前认识,然后他就帮我们斡旋。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们和第二大和第一大的牧场主,再找一个牛奶加工企业,这四家组建了一个叫澳大利亚鲜奶控股公司,我是第一大股东,共同来收购第一位的公司。而第一位的这个公司仍然可以参与管理,仍然是股东,又仍然在这个地方,品牌也不变,他们觉得很好。


他们本来就看好了周边好几个牧场想收购,但是他没那么多钱,我们联合起来以后钱就多了,现在又收购了旁边的几个大牧场,现在占地有几十万亩土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最好的A2奶牛的65%的种群。


用这种新的模式我们在澳大利亚整合养奶牛的企业,整合奶源,整合加工,非常容易。


我们把这个奶牛厂收购下来以后,又收购了第二家、第三家,现在我们正在考虑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我们正在考虑整个澳大利亚奶牛养殖场的布局和未来的发展,怎么样面对澳大利亚市场,面对中国市场,把我们的A2牛奶卖到中国。这是很大一盘棋,联合起来求发展,就是中国、澳大利亚农业及食品百年计划的目标。


在美收购,女儿做主


在新希望集团海外扩张的版图上,美国作为全球高端农业大国和最大的农业贸易国,当然被视为必争之地。布局美国如何落子?未来长远规划又是什么?一系列“美国任务”落在了刘永好女儿刘畅的身上。三年前,她刚刚接任新希望最大公司,新希望六合董事长职务。


陈伟鸿:做出美国收购的决定,还是您做的吗?


刘永好:因为我们是生产饲料的,搞养殖的,玉米、黄豆、豆粕这些,所以我们应该在原产地,在资源最好的地方去做一些收购。三年前刘畅正式走向岗位,也是交接班。


陈伟鸿:对年轻人来说考验太大了,第一步就要迈向美国了。


刘永好:她上任以后跟我讨论,我们养殖最大的成本在哪里?在饲料,饲料最大的成本在哪里?在原料,而原料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在美国。


所以必须掌握一手材料,我们派人去不现实,假如我们收购一个全球粮食贸易的企业,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主导权,能够了解信息,我们的原料价格肯定便宜,所以刘畅就说,我们是不是收购这样一个贸易公司呢?


陈伟鸿:你们看上谁了当时?


刘永好:当时曾经想到ABCD太大了,我们收购不了。


陈伟鸿:ABCD是哪四家公司?


刘永好:国际上最大的四大粮商,ADM、嘉吉、邦吉、路易达孚,是全球粮食和大宗货物贸易的绝对领导者和控制者。


陈伟鸿:我们能拿下他们吗?


刘永好: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贸易量非常巨大,贸易额都是以千亿美元来计算的。所以刘畅就说好,我们到美国去调查,看看有没有可能收购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正在成长的企业。我们锁定第二梯队领头羊。


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一开始是冲着大股东去的,希望控股,但是对方还是有一点想法的,他们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邀请一个中国股东来控股它的企业还是有一定顾虑的。


陈伟鸿:后来结局怎么样。


新希望六和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江南:我们收了20%的股份,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刘永好:我跟刘畅是不同看法,我觉得没有控股就没有话语权,至少50%,刘畅也同意,就去谈,人家是很好的企业,投资回报非常高,不断成长,管理层占了30%几的股份。人家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最大市场的客户,但是不愿意把控股权交给我们,而且拿不出来,谁都不愿意卖。


陈伟鸿: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你和刘畅之间有过什么样的交流?


刘永好:我就说再做努力,51%不行,50%行不行?50%不行,45%行不行?30%行不行?也不行。后来刘畅说不是要控制它,是要拥有信息,我们要了解全球谷物的动态和仓储情况和期货市场的情况。而这些我们的收购的对象蓝星公司,非常有优势。


最后我觉得也行,因为她是董事长,当然她说了算。另外一方面她是对的,现在看起来真是对的。我们的收购对象非常高兴,接下来签了很多协议对我们非常有利。


陈伟鸿:你觉得你和女儿谁更国际化?


刘永好:第一我英文不太懂,出去一定带翻译。第二,我在海外生活相对比较短。而她英文很好,因为她在国外上学,她的教育程度比我高,她长时间在海外生活学习的经历,所以她的国际化程度应该比我高。第二方面,她比较时尚,朋友圈都是相对国际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是不如她的。第三,她不管是穿着打扮或者喜好、爱好,或者对于移动互联网的认识和信息化的搜集来源,都比我强很多。从国际化角度显然我是不如她的。


收购以后的麻烦事


刘永好:其实收购以后最大问题,原来管理层和我们收购方是不是能够协调,有很多的企业被收购以后中国派人去管理,但澳大利亚是有规定的,外来的员工不能超过多少。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遇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发达国家工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我们也需要给澳洲管理团队首先吃定心丸。给他们充分的激励,使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我们不需要从中国派员工过去,实际上澳洲的企业由中国人去管,这事本身也不是那么靠谱的。


刘永好:工会是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会遇到的挑战。我们收购大概6到8个月之后,需要跟工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这叫集体雇佣协议,实际上就规定了未来的三四年之内员工的薪酬增长是什么情况。最后我们给了员工一个非常友好的方案,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员工,尤其是蓝领工人,比行业平均工资高20%。


陈伟鸿:这能够触动他们的积极性吗?对于高福利的国家来说,其实有没有那点加班费,我都不太在意,我要的是更加舒适、美好的生活。


厚生投资合伙人张天笠:陈伟鸿说得也很对,还涉及到一个排班的事情,现在很多工厂员工是所谓工作四天,休息三天,这样更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但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给他更好的薪酬待遇,但是也希望他的效率上提升上来。所以最后我们是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刘永好:这个格局包括成立一个产业基金,像张天笠以及几十个高素质的国际投资人才,他们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有一个共享机制。我们收购以后有可能你的收益会比以前要高20%甚至更高,我们基本上要保证。但是你得给我们保证,效率要提升,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工会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管理层问题也解决了。


最近有两单中国企业收购澳大利亚的农场事件,被澳大利亚当局否定了,而且在媒体上说中国人来了,大量收购澳大利亚的土地,澳大利亚有担心,所以导致了审批的难度。


正因为这样,我们想不一定要收那么多土地,去收产业的要点或者是最重要的环节来连接这些土地,连接这些牛羊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收购了澳大利亚的牛的屠宰企业,而通过这个屠宰企业,又联合了几千户大型牧场,跟他签订五年、十年合同,实际上我们变相控制这些土地和牧场。这样就没问题了,农民都欢迎。这也是西方很多公司通常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不敏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牛肉,我们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和食品安全,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心理上的安全和就业,我觉得这种也是解决恐惧的办法。


陈伟鸿:最近一次吃到澳洲牛肉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永好:在一个大型的活动上,在上海,澳大利亚总理宴请了大概1000多个企业家,吃澳洲的牛肉。当时就是说这个牛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但我们很清楚,那个牛排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企业生产的,是中国造的。


陈伟鸿:这个“中国造”跟您之间有什么关系?


刘永好:两年多以前,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并购基金,有很多国际投资人,共同去全资收购的澳大利亚原来是第四大的牛肉生产企业,到今年底我们会把它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同时出口到中国可能是第一位。


我们并不是说只看今年和明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这是做产业和投资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很多大宗原料都有一些国际性的企业,而在高端动物蛋白,就是牛肉、羊肉、对虾、海产品这些,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者。既然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我们又做这个行业,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呢?这就要求我们从源头开始来布局。


第一,有好的机制,有一批人愿意做这样的事,跟我们一块干。第二,要有人才,国际化的人才,本土化人才。第三,需要相当的资金,要耐得住寂寞。


(文章来源:央视《对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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