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化企业，在旧时代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实体，它对中国近百余年来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经济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流“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是一家纯粹的家族企业，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家现代企业，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企业现代转型的范例。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它们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来管理和发展，因此它们所能存续的时间及达到的高度，都受到制约。非常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现代转型历时很短而且比较顺利，这主要得益于创业先贤们的远见卓识。

让我们先从商务创立之初说起吧。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是个很励志的故事。1897年，一位来自在上海市乡下的26岁青年夏瑞芳，开启了这个故事。

夏瑞芳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家里种地为生，靠天吃饭。

夏瑞芳18岁那年，爸爸去世了，半工半读的生活难以维持，他只好匆匆结束学业，靠着在美华学到的本事，“跳槽”到了上海的西报馆辗转谋生。当年上海所有西报馆几乎都排斥、打压华人雇工，血气方刚的夏瑞芳组织同伴们闹罢工，搞得西报馆开了一回“天窗”，做媒体出版的人都知道，开“天窗”是多么严重的事。

夏瑞芳逐渐萌生了中国人要创立自己的印书馆的念头，这个志向得到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的支持，几个人一共凑了3750银元股本。所以说这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大家商量起什么名字好呢？还得叫印书馆吧。因为一开始主要是印商业票据，就定下来名叫“商务印书馆”。这是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的事。

夏瑞芳年纪轻轻，也没做过什么生意，却特别有经营意识。1900年前后，上海最有名的是日本人开的修文印刷馆，结果商务真的把修文收购下来，一下子它的印刷机器设备，变成全上海最好的了。

不久，商务印书馆百年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张元济（1867~1959年）。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翻译的书稿要印刷，夏瑞芳刚好上门找活，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夏瑞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半工半读念了几年教会学校，文化水平算不上多好，但志存高远，心胸宽广，一见到张元济，就想：商务印书馆要发展，光我这样只会干印刷活是不够的，要做好内容、传播思想，必须招揽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他打定主意说服张元济，张不答应，他就天天上门来。

张元济人虽然没过来，却先投资了一笔钱。1901年，经营不到5年的商务印书馆，股本由3750银元累积到26000多银元，张元济和上海实业家印有模两人又投入了23000多元，资产总规模达到5万元。

其实这是夏瑞芳拉张元济“入伙”的手段：你都投资当大股东了，难道不关心它的成长吗？果然，第二年张元济就同意加盟，下决心跟夏瑞芳通力合作。其实张元济政治上受挫后，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让这家原本很普通的印书馆，从此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企业使命，即“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在民智未开的20世纪初年，这非常了不起，也是商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再想想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不少企业根本谈不上什么远大使命，也不知道为啥活着，以为做企业仅仅是为了赚钱，其境界就高下立判了。

张元济加盟的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内部又发生一次堪称革命性的变革，即大力股改，引进日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西化”路上远远走到了中国前面，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日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上海自然首当其冲。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1年）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中实力最强的金港堂，已有踏足上海的计划。

夏瑞芳审时度势，意识到与其跟财雄势大的日本对手硬碰，不如和他们合资，这样主动权仍在我方手里。此时，商务印书馆股本资金已增加到10万大洋。他向日方提出：双方各出10万大洋，合作成立一家新公司，经营权、管理权、行政权全在我，你行使监督权。日本人同意了。这应该是20世纪早年中国文化企业里最重要的一次中外合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从此一应俱全，它也意味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成型。这是1903年的事。

此后十年（1903~1913年），应算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发展较好的十年了。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民国肇建后，中国国民反对列强侵略，尤其是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与日方合资的商务印书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时候，又是夏瑞芳果断拍板，绕过意见不一的股东会，直接主持董事会会议，决定让日方退资。夏瑞芳本人多次往返日本苦心劝说对方，最终商务以比较大的让利为条件，重新实现全部中方独资。

用出版实践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亦即张元济与夏瑞芳达成的共识：“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商务人所理解的“教育”概念非常宽泛，最早的实践从编撰新的字典开始。文字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

商务的《新字典》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那时候商务在投入很大财力精力编纂中国现代第一部大型语言兼百科式辞书《辞源》，商务把《辞源》的字头释义编成一部比较薄的便于使用携带的字典，率先满足国人学习语言文化之需，这就是《新字典》。此举开创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开了从白话文普及到普通话推广，再到标准汉字规范化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字改革的先河。

因为商务在编纂字典和工具书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后来民国政府官方一度指定这项工作必须由商务负责。编字典和工具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参与编纂者的学问学识要求非常高。

商务印书馆用心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编新式教科书，亲身办教育，这也在好些方面为中国的现代转型趟开了一条新知之路。

商务印书馆的确培养和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家和文化巨匠。茅盾先生就在商务印书馆办过《小说月报》，他跟商务之间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小故事。还有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等等，都跟商务渊源甚深。

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办了150多种杂志，覆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大都是由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和重要学者主持。比如《东方杂志》（自1904年起至1948年止），堪称中国现代影响力最大的杂志，用王云五先生的话说，是“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

商务也着力于编撰大学教科书，国内一流学府如清华、北大最著名的几位校长，如蒋梦麟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大学教材的主持编撰人，并常常亲自参与具体编写工作。因为张元济先生在跟这些大学校长的密切交流中，更加认识到编写符合现代科学观念的大学教科书是多么重要。

作为一名得到商务印书馆企业文化滋润成长起来的出版人，我经常说，我们最重要的梦想，是出版传世之作，而只有真正满足国家之需、时代之需和民族之需的作品，才能一代又一代的传续下去。

古语云：十年磨一剑。如果商务印书馆今天和未来磨出的一把把“剑”，能使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们就觉得不亏，也不会愧对120年以来为了商务印书馆的成长、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竭尽心力的诸多前辈和先贤。 

（于殿利  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等，主编《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本文为作者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内容节选，刊发已获授权，标题为本版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