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即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1901年11月7日），心力交瘁的一代重臣李鸿章溘然长逝。那一天，距他强撑风烛残年的病躯与列强代表签订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不久，尚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称李鸿章一生得以发迹，实拜曾国藩所赐，其政治地位陡然上升，则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相关。曾氏将“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悉数传授于李鸿章，而天津教案“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衡要之滥觞”。

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残局，曾李各自领军的湘淮两系前后相继，一度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这对有师生名分的能臣，是如何在一场发生于通商口岸的教案中，完成军政权力的代际交替的呢？

曾、李之间的渊源，可谓甚早。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首度参加会试落第，拜于年长一轮的曾氏门下，“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他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乃同年进士。两年后，李鸿章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入翰林院教习。同榜诸人中，有后来位列军机大臣的张之万、沈桂芬，李宗羲、何璟、马新贻、沈葆桢、郭嵩焘等亦做到地方督抚一级的高官，说是“黄金一代”，也不算夸张了。

在京师继续求学的数年间，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正因欣赏有加，曾氏将他与郭嵩焘、陈鼐、帅远燡并誉为“丁未四君子”（他们同为农历丁未年即1847年中进士），认定其“才可大用”。不过，李鸿章的性情志趣，到底与老师不同。他晚年时曾经感叹：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

曾国藩有句为人熟知的评语：“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少荃是李鸿章的号，俞荫甫即俞樾，乃晚清著名学者，现代诗人兼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双方的毕生理念和个人追求相差颇远，此为这对师生间微妙关系之第一层。

李鸿章中式之际年仅24岁，倘处承平时代，只要经数十载官场摸爬滚打，至少能做到一省督抚或一部尚书。但乱世之中，不容他再走寻常路。不久，太平军兴，老家安徽很快成了遍地“长毛”的重灾区。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投笔从戎，追随侍郎吕贤基（安徽旌德人）返回原籍办理团练。

文人初带兵，又备受当地满族将领猜忌，李鸿章戎马生涯的起步堪称惨淡。据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所作《惜阴堂笔记》记载：

（李鸿章）以翰林在办乡籍。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扰无虚日。朝廷派胜保办皖军务，胜疑合肥，预防闲之。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即逃之意）！”

满人胜保时任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授钦差大臣，他当然不相信后人称“李合肥”的李鸿章能带兵打仗，而李鸿章堂堂一介翰林，初战竟狼狈不堪，恰恰证明人家没看走眼。

咸丰九年（1859年），不甘沉沦的李鸿章改投已率湘军打出名堂的曾国藩帐下，担任幕僚。但起初他也未能迅速上位，一度郁郁不得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其时曾国藩仅以侍郎身份督办军务，官位不显，权力不大，难以提拔爱徒。其二，在曾氏看来，李鸿章经验不足，尚需历练，故不敢贸然委以重任。比如因李鸿章平日起居不定，好为虚夸大言，这位老师有一次在宴席上当面严肃训斥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离席，李鸿章“为之悚然”。其三，曾氏虽格外青睐李鸿章的才干，但二人合作并不融洽，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弹劾李元度事件。

原来，李元度为曾国藩之心腹，但在赴徽州作战时违背命令，导致大败。曾十分震怒，命李鸿章撰写弹劾草稿。孰料他公然抵制，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怒曰：“我自属稿”。李毫不示弱，回了一句：“若此，则门生将告辞，不能久待矣。”于是负气出走。曾国藩甚是失望，慨叹“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此君难与共患难耳”！可见曾李个性相左，实在是师生间微妙关系的第二层。

后来经多方劝告，两人和解，李鸿章重返曾幕，此时他也招募了三营淮军。然而较之已由曾国藩分别举荐独当一面的左宗棠（浙江巡抚）、沈葆桢（江西巡抚）、李续宜（安徽巡抚）等人，李鸿章的战功积累与仕途升迁速度，勉强算中游而已。

转机出现在1861年年底。当时上海士绅希望湘军东援，并答应月供军饷十万两，以防太平军进犯。巨额粮饷本已诱人，且进兵上海并非难事，可顺势借此提拔爱将，曾国藩首先想到的人选是胞弟曾国荃。这时曾国荃已加按察使衔，若在上海立功，则巡抚一职唾手可得。谁知曾老九（曾国荃排行第九）看不上这等肥缺，即使大哥三度写信催促，也不为所动，坚持“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他更愿意拿下南京城，取得首功。亲兄弟没兴趣去上海，曾国藩转而举荐另一亲信陈士杰，岂料陈以母亲年事已高为由拒辞，曾不得不再考虑第三人选。

恰在此时，“辛酉政变”发生，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倒台，其昔日政敌翁心存重归中枢，翁就东援上海一事，拟折请求当权的两宫太后“密饬曾国藩择一廉明果敢、素能办贼之员，驰赴通、泰（今南通、泰州）一带，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

翁心存是李鸿章当年科考时的座师孙铿鸣之恩师，故翁、李实为太老师与小门生的关系。翁又与李的另一座师潘世恩为通家世谊，而潘世恩之子潘曾玮，跟李鸿章私人关系匪浅。再加上翁、潘两家均为苏南大族，亦希望有可靠之人替他们护卫家乡，故李鸿章看起来再合适不过。

因此，翁在奏折中提到的“廉明果敢之员”，即暗指李鸿章。曾国藩自然心领神会，顺水推舟，举荐弟子出任东援主帅，同时不忘向朝廷讨价还价，为曾国荃争取来“头品顶戴”的破格恩赏。由此番举荐的曲折内情看来，曾国藩虽然以道德文章自我标榜，但利之所在，仍不免亲疏有别，存有私心。这当是两人师生间微妙关系中最核心的一层。

对于李鸿章事业起步阶段遭遇之困厄，梁任公认为：

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为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但假若没有把握东征上海、自立门户的天赐良机，李鸿章实不知何日方能从精英荟萃的湘军中突围而出，为湘淮两系之兴替奠定根基。

长期以来，以太平天国研究权威罗尔纲先生为代表，学界普遍认为，自湘淮集团崛起后，晚清政局便出现“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甚至地方倒逼中央改革的“督抚洋务”态势。若从长时段来看，这确实大致符合晚清数十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体趋势。然而在“孤儿寡母”且内忧外患的同治一朝，清廷控扼湘淮集团的手段与效果，还是颇为奏效，曾、李这对师生间的微妙关系，为“掺沙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清廷中央要想预防汉人地方势力膨胀的局面，无非从人事任免、军事掣肘、财税收拢三方面入手。具体来说，针对湘淮集团，清廷的分化手段大致包括“众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亲信”及“以淮制湘”四类。

 比如，围剿太平天国期间，清廷不断授予有军功的将领以更高官职，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介意湘淮集团实力进一步壮大，实则一方面使不少下级将领地位上升，往往与原上级平起平坐甚至职位更高，必然使其内部分化，再生出小的派系，将领之间也容易滋生嫌隙。另一方面，清廷规定，将领升任地方大员后，虽可掌管一方民财之权，但必须与军队分离，逼迫他们交出“枪杆子”。同时，清廷又有意让这些湘淮系高官在长江中下游有限的几个省区“轮岗”，用地盘利益、人事关系促成其内部矛盾频生，加剧分化过程。

像曾国藩与沈葆桢、左宗棠，鲍超与李鸿章，郭嵩焘与毛鸿宾等人之间的矛盾摩擦，皆与清廷有意造成的湘淮集团官员之间叠床架屋、互不统属的状况相关。总而言之，官越封越多，权越分越小，矛盾争执却越来越大。

典型案例之一，便是同治四年（1865年），即攻陷天京的第二年，同为湘军骨干的两广总督毛鸿宾与湖南巡抚恽世临因争功、控饷等问题发生冲突，清廷借机免去二人职务，扶植淮军大佬李瀚章执掌湖南。李瀚章乃李鸿章之胞兄，这不分明是以淮制湘，以防后者坐地为王，一家独大？就此任命，曾国荃公开提出质疑。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曾国藩特意告诫亲弟，“朝廷调停大臣，盖亦恐有党仇报复之事”，作为地位最高的湘淮集团首领，他显然意识到麾下众人裂痕丛生，对谁都没好处。

 清廷还时常通过安插非湘淮系统的满汉大吏介入前者的“势力范围”，来监视、掣肘曾、李诸人。同治四年，朝廷任命吴昌寿（浙江嘉兴人）为河南巡抚，从而牵制在豫办理军务的曾国藩。同治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与湖广总督官文（满人）发生督抚之争，出身曾国藩幕府的刘蓉在陕西巡抚任上横遭弹劾，皆是中央长期压制湘军的结果。同治六年，马新贻（山东菏泽人）出任闽浙总督，后转任两江总督，对当地的湘淮势力压制甚严，用人、调兵乃至财税，都备受监控，故其同治九年突遭刺杀后，清廷深疑案件幕后或由湘淮集团谋划。

尽管平定太平天国后，清廷刻意分化、削弱以湘淮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但它又必须保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于是采取了“以淮制湘”的策略，扶植后起之秀淮军。同治五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失利，李鸿章受命取而代之，昔日的“男二号”终于熬成主角，这为其最终登上权力顶峰打开了大门。他也及时抓住机会，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累立功勋。取暮气渐重的曾国藩而代之，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同治九年（1870年）夏，因天津民间传言当地天主教修女残害幼童，激起民愤，民众围攻望海楼天主堂，致死伤数十人，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动用军舰施压索偿，此为有名的“天津教案”。

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朝廷之命赴天津处理危机。李鸿章（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显然不看好这趟差事，于是致函张树声（字振轩，淮军将领，时任山西布政使，代理山西巡抚），望他规劝曾国藩缓期出发，“或委员查拿真正凶手数人，借寄近监，且看彼国如何来文，再相机迎拒。”

然曾氏心意已决，很快抵达天津。李鸿章迅即写信给恩师支招，“鸿章昨恐彼族窘辱师门，致隳大局，如崇公奉使，津门无主，自不可不速行，惟防备必须严密，亲军必须带往。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

所谓“痞子手段”，说白了，就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流氓把戏。当年在对付太平军、处理地方教案时，李鸿章屡试不爽，自认颇有心得。孰料平生讲求“诚信”的曾国藩，自然瞧不上昔日门生这套着实不堪的手段，他回信委婉批评道：“若来示所言与洋人交，须参用痞子手段，自揣非能所为。阁下视敝处所办各节除府县下狱内愧方寸、外干清议外，其余尚无甚差失否？”

挨了一番训话的李鸿章，想必感到羞愧和尴尬，连忙回信辩解：“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难怪近代史权威蒋廷黻先生后来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

李鸿章改变口风，认可曾国藩为教案善后提出的“一心曲求和好”原则，而清廷仍担心谈判一旦破裂，不免还是要动刀兵，于是两宫太后颁旨给各省督抚将领，要求整兵备战。地方大员们自然纷纷上奏表决心。看到封疆大吏们好战的言论，深悉沿江沿海军备虚实的曾国藩认定，“朝廷一意主和，调兵转生疑端，且亦未必能御寇也”，李鸿章则继续支持老师，对中央命令颇有腹诽之意，“沿江、沿海防备，炸空苗而无实际”，“夷船果入长江，岂仓猝号召所能敌。国家无事嫌防军多费，有事又打官话，近世无晓事理之人，终必溃败决裂耳。”

到了七月中旬，江苏巡抚丁日昌上疏建议由李鸿章率军“移扎近畿，以资护卫”，清廷很快应允。人在武昌的李鸿章接到圣旨，深知此时若赶到天津，万一中外发生战事，非但自己辛苦培植的淮军会大受损失，个人的功名也有葬送之虞。故他有意不紧不慢，边走边看，一面去信宽慰恩师“身在局中，幸逐渐维持，勿遽诿退，以副众望”，一面又自称“忝膺师旅，虽仓猝疲乏之际，为足当劲敌而操胜券，惟士气尚不甚怯，积愤之余，或可一战，须俟抵直后从容筹布，静待和议成否”。

孰料七月底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清廷命曾国藩返回南京署理总督，由李鸿章执掌直隶。对于李氏而言，这是继九年前分兵东援上海“单飞”之后，在权位方面更上层楼的良机。但天津教案尚无结果，老练如曾国藩也被搞得灰头土脸，贸然介入只怕惹祸上身。故北上途中的李鸿章依旧不紧不慢，观望徘徊。

这下子，反而是老师曾国藩坐不住了，亟待今非昔比的门生前来帮忙解围。他一面向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上奏，请求他命令李鸿章“速到，再当竭力会办，以速补迟”，一面亲自致函爱徒，“尊意拟以二十二日启节，现想当改期取速”，“目下中外责望全归鄙人，台从虽限前抵津，尚不致稍损令望”。

面对朝廷与恩师的双重催促，李鸿章仍虚与委蛇，称“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绩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不过私下里，他向胞兄李瀚章倾吐了真实意图：

弟入直后，窃恐旨令会议，未免作难。计八月初旬入正定，姑徐徐云尔。

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自然不愿因天津教案处置失当而丢掉来之不易的红顶乌纱。师生间一番“斗智斗勇”，比拼耐力之后，久拖不起的曾国藩于当年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结教案处置，以十六人死刑，四人缓刑，二十五人充军，赔银五十余万两了事。姗姗来迟的李鸿章坐享其成，毫无风险地接收了终结这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的“胜利果实”。而因天津教案焦头烂额的老师曾国藩，一年多后便卒于两江总督任内，李鸿章权倾朝野的道路上，再也不必受师门恩义的束缚。

在为李鸿章所作传记中，梁启超盖棺论定，称他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并以“不学无术”四字概括其枭雄本色，而李鸿章晚年“自悔盛年不学”的回忆，恐怕并不全是自谦之言。

不管怎么说，身为“同治中兴”前后相继的两大重臣，在同治朝的最初十年间，以分兵上海为发端，以津门交接为终局，湘淮两系完成了权势和班底的换代更替，而并没有以政治黑幕和血腥权斗为代价，总算是幸事。

至于道德与学问上的“完人”曾国藩，让位于“不学无术”、好用“痞子手段”的李鸿章，对晚清最后四十年的命运曲线影响何在，那就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作者/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