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的一个傍晚,在圣迭戈拉霍亚海滩夕阳的余晖中,高高瘦瘦的埃里克· 托普朝我走来。或许是因为酒精的催化,他明显兴奋了许多,说到兴起时,会像个孩子那样弯下腰放声大笑。
他刚刚成为最新一期《圣迭戈杂志》(San Diego Magazine)的封面人物,封面上的埃里克· 托普英姿勃发,全身上下武装了各种可穿戴医疗设备,封面标题也很抢眼——医疗健康的高科技英雄。
如果说他是“英雄”,那我更愿意称他为“传教士”,他的前一本书《颠覆医疗》讨论了数字革命为传统医疗带来的巨大冲击、自我量化,App 记录健康数据等,并分析得出结论:移动医疗将奠定未来创新医疗服务的基础。
而他的新书,就是您正在看的这本《未来医疗》,通过它您将看到一个更为宏伟壮观的未来图景——不对,不是“未来”,书中提到的很多技术、产品、服务,其实已经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了。这是艾萨克· 阿西莫夫的小说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混合体,一本带有科幻色彩的循证医学实践录。
这种实践带来了什么具体改变吗?当然,而且这种改变是巨大的。在传统医学中,医生是上帝,是权威,并拥有无上的解释权和裁决权,而患者只能被动服从和接受。
而移动医疗技术的进步恰恰赋予了患者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医疗的权利,患者可以翻身做主人,实现埃里克· 托普所期待的民主医疗。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你会看到埃里克· 托普从“传教士”化身为“战神”,他脚跨赤兔马,手持偃月刀,刀锋直指美国医学会、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以及一大票传统医疗机构的“权威老爷”,痛批其落后与落伍,家长式作风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他借用“古登堡印刷机”的例子来阐述技术进步对民主意识启蒙的巨大帮助,而主动选择切除乳腺的影星安吉丽娜· 朱莉也再一次成为埃里克· 托普笔下的典范,“民主医疗女神”非她莫属。
要做到民主医疗,就必须有武器——数据。任何医疗行为都是依靠数据进行决策的,没有医疗级别的有意义数据,移动医疗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埃里克· 托普又从“战神”变回“传教士”,用大量的实例来展示如何通过移动设备采集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对实现民主医疗的巨大作用。
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基因组”,但基因组只是本书提到的十大“组学”之一而已,还有另外九个“组学”,“传教士”都会为你一一道来。
除此之外,快速检验技术、手持式成像技术等会为我们提供一整套“从子宫到坟墓”的预防与检验解决方案,而且检验设备体积越来越小,所需样本量也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低,价格也越来越便宜。这些设备,以及设备采集的有意义的数据可以让移动医疗具有“穿墙入户”的能力,即使不在医院,患者也可以在家自我采集数据,帮助医生进行医学决策和进行干预。
患者主动参与,医生协助指导,通过技术的突破来打破原来的家长式医疗管理方式,将医患双方变成协同合作的平等伙伴,将医疗服务延伸到医疗机构之外,这就是民主医疗的真谛。
最后一部分,“传教士”又化身“建设者”,埃里克· 托普细致地逐一描写了民主医疗体系下的新型服务模式,勾画了他关于重塑医疗生态体系的设想:未来医院,医学MOOC、开放获取、大数据预测、精准医疗、个体化医疗……这些都是与现有医疗体系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其核心思想便是“Nothing about me without me”,即:“没有我的参与,就不会有决策”。
无论医生决策,还是患者决策,都需要患者自己积极参与,充分了解和掌握自身数据,并与医生共同作出判断,完成医疗服务闭环。在民主医疗中,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是“数赋人权”;不再是专家独大,而是医患平等;不再是封闭禁锢,而是开放透明;不再是隔离患者,而是解放患者。
未来医疗的发展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最后的结论有效的移动医疗不但需要数据与设备,还需要易用的软件,更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加强医生与患者的人性化交流。医学是一门饱含人文情怀的自然科学,终究还是需要人与人的交流,而不是人与机器的交流。
拉霍亚海滩上,埃里克· 托普这位民主医疗的先驱迎风伫立,他那花白的头发随风飘扬。从“战神”到“传教士”再到“建设者”,他是英雄吗?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你我心中都有答案。
书 名:《未来医疗》
作者:【美】埃里克•托普 (Eric Topol)著
译者: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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