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留学生总人数中一直以自费生为多。到1924 年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汲汲出洋的年轻人，一般在20 岁上下，最多廿四五岁，多数从未持家，人生经验不足，易于冲动。他们听了种种说词，看见留学回来的光彩，有时不顾一切地要求出国。

一个20 岁青年本来是陪考上公费的同学去订船票，凑巧“所定的船舱中还空着一个舱位，定洋只需50 元，同学和教授们并不清楚我的经济状况，见我日常那种恍惚神情，又鉴于德国马克日落，都劝我何不自备资斧早日出去，经不得这些人的怂恿，未免为之心动”。于是他不加思索订下船票，然后要求两个姐姐资助。

23 岁的巴金也是这类不懂事理的青年，他极不喜欢他的传统大家庭，朋友劝他留学。“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日夜热望于社会改革的情绪，令巴金固执于留学，到了难以劝说的地步。大哥拗不过，终于汇来了钱，让他去法国。

历史洋博士蒋廷黻回国不久，在北京一个晚饭聚会上，第一次见识世家子弟的气派。“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嗑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

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很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

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洋博士蒋廷黻有点不满北京这些贵冑如此收藏其财富和才学，“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筹划建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本身不是世家子弟，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却与不少世家子弟交往，既与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论交，还跟大家庭出身、娶曾国藩孙女为妻的尹寰枢同住，见识过世家留学生的豪气。

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虽然不富有，也有豪举。他的豪举首先表现于买书，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他研究世界史，买了剑桥所出全套20 多册的历史书，又劝吴宓买《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汇编本。吴宓回国后一次也用不上，没地方放，搬运又费钱，于是以贱价出售了。陈寅恪的豪举第二表现于宴会。

陈寅恪到波士顿后受到很多友人宴请，于是在波士顿东方楼一次汇总还席，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初次到东方楼，见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都是银器或景德镇上等瓷器，虽然在美国，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的规模，鲍参翅肚全备，各地名酒及特产食物如烤鸭、火腿亦有储存。

抗日战争八年间，大概是近代中国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一方面战争时间长，另一方面沦陷的地方多。烽火连天之下，回国难望有好的读书或生活条件，还要面对炮火威胁，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富有人家会给大笔钱叫儿女去留学，好避过战争。许多留学生却是一闻战争打响，立即收拾行装回中国。

他们有的从敌国日本回来、从动荡的欧洲大陆回来，也有的从相对少威胁的英国、远离战争的美国回来。

既然中日开战，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很能理解，尤其在1938 年初驻日大使也要撤回中国的时候，留学生再不走的话，不当汉奸就要当俘虏。

从欧洲回来的人，除了共赴国难的情绪之外，在欧战阴霾逼近时，还多了一重经济和旅途安全的考虑。一旦战争爆发，航行极不安全，邮船都有触雷沉没的危险。

从日本回国虽然也有危险，但毕竟航程较短，而从欧洲回国，费时长，风险也大得多，开战后恐怕就没法上路了。私费学生斧资有限，更怕流落他乡，所以不仅留德的学生回国，留英、法的学生也纷纷回国。

何况留学的人多是青壮男子，有些身为长男，见父母在战区生活艰难，也得回家尽孝。1930 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年纪比较成熟，不少已成家立室，有妻有儿，思乡情绪更浓。在美国时想国家、想亲友的李抱忱，“七七事变”爆发时正横贯美国大陆赶着回国，到了西岸才知道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乘船回到上海时，北京已经不通电报和火车，只能冒险坐英国的船北上，船在途中被炸，幸好没有伤人。

回到家，妻女见到他仿佛从天而降。幼女见到爸爸很亲热，但是没理解久未见面的爸爸也是一家人，临睡觉时指着爸爸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他还不走啊？”

试想充满家国之思的留学生，怎舍得留在安逸的异邦，让父母妻儿面对战火？

这种匹夫有责的念头在共赴国难的回国学生中清晰可见，在离国避难的留学生里，亦可能隐蔽存在。备受父母怜爱的幺子黎锦扬听从长兄的安排，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出国。

他的大哥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与政府中人有来往，既能够不经考试就让弟弟拿到留学资格，又能够在恶性通胀肆虐时用官价换外汇，在美国又因为认识赵元任，令弟弟得到奖学金。

西南联大毕业的小弟黎锦扬回忆说，当日在重庆与阔别有年的大哥简短会面，大哥连寒暄也没有，第一件事就说政府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尽快离开中国。这真是政府的态度抑还是他的说辞，无从得知。而当他帮弟弟以官价换到美金时，他心情沉重地叫幺弟 “赶紧出国，免得在这里被打死”。

著   者：张倩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本文选自《大留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