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制造者，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一个国家：不说其他，百年以来，单单以蔡锷和小凤仙为主角的影视剧，已经不下十部，代表作即风靡一时的《知音》（1981年）。要言之，“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的民国传奇，可谓典型的“中国制造”。

与蔡锷相识之时，小凤仙只有15岁，搁到现在，还是未成年少女。她的身世极惨，少时因家中变故，沦入妓籍，北上南下，颠沛流离。

不比扬州瘦马，自幼被教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她未曾受过专业教育，只是粗通文墨，喜读《水浒》《三国》等稗官小说。

其年龄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与蔡锷交往之际，并无可能议论国事，参与机密；从另一面来讲，蔡锷是何等深沉与审慎之人，更无可能向一个用于逢场作戏的女子倾吐心曲。

1915年11月11日，蔡锷离京，住进位于天津日租界的日本公立医院。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称蔡锷金蝉脱壳，逃之夭夭，正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之下。

忘了哪部电视剧，有一幕无比动人心弦：蔡锷出逃之后，为了麻痹袁世凯派遣的监视者，小凤仙身披彩衣，独自唱戏，直至声嘶力竭，瘫倒在地。可惜，历史与哲学一般，可爱者往往不可信。真相则是，蔡锷出京，打掩护的是哈汉章、刘成禺等老同学。

11月10日，哈汉章祖母八十大寿，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大宴宾客，蔡锷赴宴，其逃亡之旅恰从此处开始。翌日一早，他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给小凤仙电话，约其午餐，佯装闲暇。

在他走后，哈汉章“受嫌疑最重，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成禺、张绍曾次之；“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不得要领，则因小凤仙根本不知情，用喻血轮的话讲，“（蔡锷）行时，小凤仙并不知其何往，则知其英雄事业与小凤仙无关也”。

顺道说一句。美化小凤仙，始作俑者，正是哈汉章和刘成禺。而美化小凤仙的工程，要点有二。

首先将其美化为英风亮节、深明大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侠女，如唐之红拂，宋之梁红玉，甚至叙事之中，直接誉之为“侠”：“时蔡氏狎一侠妓曰小凤仙，明达有丈夫志，深知蔡之私隐，时为赞助筹画之。”（黄毅《袁氏盗国记》）

基于对侠女的想象与建构，美化者希望小凤仙能够坚贞不屈，从一而终，如此才不辱没蔡锷的声名：“松坡既赴滇，凤仙乃闭门谢客，不事铅华，日惟命侍儿购报纸读之，摊纸即寻滇南消息。……忽一日，检阅某报，谣传松坡战死川中，凤仙大哭失声，呕血数口。”（《蔡松坡轶事》）

“蔡既以疾殁于东京，各报附会英雄儿女之说，乃竞传凤仙自杀之事。后虽辨明其妄，而谓凤仙巨眼识英雄，痛蔡君之早死，及感念私情，必欲以身殉者，时有所闻。”（《蔡锷与小凤仙》）最后一则消息，诚可见人心惟危。

这样的美化，大抵便是逼娼为良。事实上，小凤仙从未为蔡锷守节，勿论从良。蔡锷死后不久，她便嫁给王克敏为妾（一说嫁给了东北军一位梁姓旅长），1949年，与锅炉工李振海结婚，此时她已经更名为张洗非。

侠女之外，另一点美化，则将小凤仙塑造为才女。蔡锷追悼会上，出现了两幅署名小凤仙的挽联。其一云：“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云：“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倘有如此文笔，的确堪称才女。不过喻血轮指出，这都是代笔，前者出自罗瘿公，后者出自易实甫。美化工作，不攻自破。

这般苦心美化，其意不在小凤仙，而在为蔡锷增色。在男权主义的支配之下，所谓英雄美人，如同才子佳人，美人往往用来衬托英雄，哪怕没有美人，那也要制造一个出来。本可如实书写潘蕙英，为什么国人反去美化小凤仙呢？

这则隐藏了一个问题。由英雄承担大义，似乎理所当然，如果承担者换成了妓女，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效果更胜一筹。

俗话讲，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妓女，其道德形象，与大义恰好对立，然而她所蒙大义感召，为之披荆斩棘，赴汤蹈火，岂不正印证了大义的伟力；与此同时，在大义的洗礼之下，妓女实现了生命的升华。

这样的圆满故事，历来是国人至爱。只是我始终无法祛除心头的疑虑：当大义沦落到由妓女承担，难道不是对国人的反讽和批判么，“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作者为法律学者

（羽戈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