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一位职员记录了其亲身经历的1935年在上海新春“团拜”的盛况：同人之集于内园者，多免冠露立于庭前，……盖同人之情绪，亦倍觉煦煦然如春台之登也。董事则胡常董、李董事、陈董事来特早。钟鸣十时以后，内园堂上下，同人已毕集，相见欢然，笑谈杂作，殆无不以吉利语相慰问。

“恭喜发财”，原为新年普遍之祝词。顾以今日景气异常之年头言之，则有弥觉财可贵，而此语遂若含有较重要之意味者。

胡常董即胡祖同，李董事或是李铭（交行商股董事），或是李承翼（交行官股董事），陈董事则指陈行，他们早早就到场了。各人见面，互道“恭喜发财”，一派和谐景象。

所谓“今日景气异常之年头”，说的是1934年到1935年岁末年初，因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一度引发沪上乃至全国金融市场恐慌，酿成影响甚巨的“白银风潮”。银行界上下，自然希望多讨点彩头，早日脱困。

这位职员继续写道：   

未几，胡董事长、唐总经理、钱常董暨各部处经副襄理、正副处长及上海市支行经理，亦先后毕至，因先就庭前摄影留纪念；旋即由胡董事长暨唐总经理，导引同人环列于庭除，相对行三鞠躬礼，肃然雍然，礼意甚渥。

胡董事长是胡笔江，唐总经理是唐寿民，钱常董就是钱新之了。以上提到的六位交行高层，除李承翼为广东人外，其余均出身江浙，乃鼎鼎大名的江浙财团中之翘楚。由这几大领导牵头，与交行各级职员互相鞠躬致意。从今人的眼光看来，如此周到的礼数固属古意盎然，但上下尊卑之别，相信在场的人，纵使不能言传，亦必定可意会。

抗战期间故去的上海文人徐鹃云留有遗著《银行生活——马屁三部曲卑鄙活现形》，以不同的坐车待遇，活生生描画出那时候银行里的“阶级生活”：

总经理乘大汽车，分行经理乘小汽车，支行经理坐新包车，办事处经理坐旧包车，小行员可以坐黄包车，这算是银行里的阶级。

徐书中还写道：“（银行）经理，旁人都尊称一声行长。因为行长、局长、部长，同是一长。‘奉此’‘等因’官样文章，小房子里过官瘾，‘来’‘混账’，这是训斥小行员的口头禅。”

从徐鹃云笔下可知，别具中国特色的“官本位”痼疾，即使在银行这样全盘西化的新式机构里，也不能根除。

就拿中国银行来说吧。1928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以前，中国银行属于半官方金融机构，人事上仍沿袭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作风，高层行员不乏官宦背景，各地银行经理的主要工作，往往是周旋官场，或者是对付地方军阀需索。

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

而会计、主簿、司库等技术性人员，则大量来自过去势力很雄厚的票号、盐商。晚清时期，这些票号、盐商跟清廷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及各省督抚，经常有银钱往来，故他们大都见过些场面，身上也多少会沾上一点官气。

所以，中行之类有官方背景的大银行里的职员，尤其是高层，人称“银行老爷”，并不全是虚言。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陈光甫。陈光甫虽身为民国银行界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之一，且与国民政府高层颇有渊源，他本人却极力避免官场习气，生活上自奉甚俭。他与行员聚餐谈话中多次提及：“吾辈幼时，奉师长严训，餐时即碗中留饭一粒，亦必捡入口中，不许废弃。”

在自己一手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部，陈光甫特别提出“打倒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说：“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

不过，民国年间，在“阶级”分明的银行里，身居中上层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基层小职员每天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就不那么“老爷”了。

一位当年的普通行员回忆说，他分配到业务部，发现“环境是那么扰攘，见不到日光，空气也不好”，而且“银行工作除几位首脑的经理和主任需要活的学识和经验外，其余都十分呆板，照一定步骤按部就班做去即行”。一个月后，他又调到活期存款部：

工作远较出纳科现金账为繁重，同时记载每一笔存款的收付，得负责任，每天工作在九小时以上，罕有休息。账目尤其不许有错，一错即刻有赔钱的可能，工作要迅速而准确，余额要即刻结出，毛子更要随时计算。

又有一位叫范铸九的行员，大约1937年前后，曾在银行同业内刊上发表过《银行生活的使命》一文，称银行行员一天到晚埋头苦干，精神全贯注在“钞票”“数字”“算盘”“钢笔”上面。

一般来讲，银行初级行员及练习生的日常作息表排得很满。早上定时早起，定时做珠算、簿记、会计、英文、作文等功课，练习毛笔书法，阅读指定的所谓“有益”的书报杂志，并且每天得写日记，内容包括每天个人的反省，写罢交给作导师的经理批阅，成为将来品行考核的依据。

根据这套办法，每个新晋行员都会定期得到导师（经理）诸如“勤、惰、可靠与否”之类的评语。可别小看了这短短几个字的评语，一个新行员将来在银行里升迁的希望、“阶级”的高下，往往以这些评语为取舍。

为了帮助新晋行员应付以上繁杂琐碎的条条框框，大约1924年至1925年之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曾内部分发过一种“职掌事务”的记事册，人手一本，嘱咐同人在自己经管事务的范围内，将某一件事，不问是纵的方面，或横的方面，只要有足资当时参考，或后来借鉴的价值，概应记录在册内。一方面后来者可以按图索骥，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明白以前经办事务的一切经过和手续。

且再引述另一位基层行员应怀三的回忆，作为本文结语。在他那篇题为《银行员和跑路》的文章中，作者不无抱怨地说：

终日埋首办公室中，处理繁杂的银行事务，身体与精力的操劳，倘使有一种单位可以计算，我可以武断一句，一个银行员，一天所消耗的“血”与“热”，必定要比工厂里做苦工的还要加上几个单位。试看全行的行员，有几个是精神饱满，身强力壮的人呢。就事实论，算一算在职身故的行员，就我个人追想所及，他们致命的原因，不是胃肠病，就是肺痨病。

作者为学术期刊编辑，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

（一山 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