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也经历了兴旺、衰微、再兴旺的历程，出现了两次高潮，分别是：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社会发展与学术发展交相作用下兴起的。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清代康雍乾嘉时期（1662~1820年），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也大大丰富，但在鼎盛形势下，已隐含酝酿着不少危机。

到了道光（1821~1850年）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边疆问题已与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此时边疆研究的时代感和紧迫性也是空前的。

而从学术发展角度讲，自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边疆研究的拓展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其延续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演化出了新的特点。

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总结说：

“以边徼（编按：即边界）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上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个人经历各异，有些人做过官，有些人则是为人幕僚或教书度日，但研究边疆问题却是他们共同的志趣目标。因此，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为嘉道咸时期，1796~1861年），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时期。

祁韵士是这一时期边疆研究之开先河者，他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起入清廷国史馆负责编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八年而成其书。1804年（嘉庆九年），因在宝泉局（即户部铸币厂）监督任内发生账目亏空案，被判遣戍伊犁。

流放期间，应伊犁将军松筠之命编纂新疆地方志，先后编成《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西陲百咏》等著作。

同在嘉庆年间，翰林院教习洪亮吉因上书直斥官场腐败惹怒皇帝，也被遣戍伊犁，他著有《天山客话》和《伊犁日记》等书。

祁韵士1815年去世，留有遗著《藩部要略》，主要由张穆编纂而成，张穆自己则撰写了《蒙古游牧记》。仕途不得意而潜心著述的张穆，中年早逝，《蒙古游牧记》的遗稿由何秋涛补辑、校改而终成其书。

祁韵士去世后，松筠又委托翰林院编修出身的徐松重修《西陲总统事略》。徐松在新疆南北各地考察，增撰成《伊犁总统事略》，此书后由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

徐松撰有《西域水道记》一书。沈垚曾为徐松的门客，在徐松支持下，他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他还著有《新疆私议》，着重论述了新疆安定对维持国家边防的重大意义，提出要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大名鼎鼎的龚自珍，仕途虽不得志，但与林则徐、魏源等屡有交往，留心接触大量边疆事务。他的《西域置行省议》（1820年刊出）列举新疆建省之利，反映了其在边疆研究方面的造诣及在治边方略上的远见卓识。    大名鼎鼎的龚自珍，仕途虽不得志，但与林则徐、魏源等屡有交往，留心接触大量边疆事务。他的《西域置行省议》（1820年刊出）列举新疆建省之利，反映了其在边疆研究方面的造诣及在治边方略上的远见卓识。

如果说上述各名家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北部边疆特别是西北边疆，魏源研究的涉及面就要更宽一些，他的代表作有《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曾为林则徐（时在湖广总督任上）幕僚的俞正燮，所著《癸巳类稿》也对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及澳门在内的边疆史作过记述和研究。

前述梁启超所做总结中，虽未提及姚莹其人，但姚氏无疑是这一时代边疆研究学人中杰出的一员。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他写的《识小录》涉及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中俄边界问题，《东槎纪事》是研究台湾史地的早期著作之一，而《康輶记行》则是作者两次入藏，实地考察所得的成果。鸦片战争爆发，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率部抗击入侵英军，战果可观，战后清廷为英方所逼，将之革职查问。

从边疆研究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嘉道咸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还集中于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环境与社会状况的调查和研究。

这个时期的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中外边界划定或边界纠纷问题，以及与中国边疆密切相关的域外问题，一批有关界务的著述和舆图也陆续开始大量问世，如吴大澄《吉林勘界记》、廉荣《中韩勘界地图》、朱克敬《中俄交涉记》、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刘春霖《滇越界约》，等等。这是中国边疆研究进入近代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到了20世纪初，持续不断的这类研究汇入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首当其冲是边疆地区）为主旋律的中国边疆研究大潮之中，并再次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此是后话，咱们下回再讲。

（马大正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