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企业4.0 信仰的力量#

题解：面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重重挑战，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抵御外部环境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企业内在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信仰的力量。这里的信仰并非局限于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内核，给企业以成长动力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方向。2015年2月，习近平主席曾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价值观是引导行为的动力机制，告诉我们如何做选择，而信仰则内化为行为准则，告诉我们价值之所在。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无法立足。作为市场主体，面对未来更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该如何继续成就自我？该秉持怎样的信仰，向上生长？

自2017年，《商学院》杂志开启“寻找中国最具价值企业”活动和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以来，连续三年，我们和多家商学院院长、教授一起探讨价值型企业的内涵。在“价值企业4.0”开启之际，我们再次连线商学院教授，探讨企业如何坚定信仰的力量，致力成长，应对挑战，进而成为价值型企业。

文：陈茜

ID：BMR2004

价值型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将企业价值观上升到信仰，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是什么？对2020年经济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判，企业应做出更好选择？《商学院》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金碚教授，听一听他在结合企业实践与理论洞察的观点。

价值型企业是兼利型企业

谈到价值型企业的本质意义，金碚指出，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企业的经济行为更重视工具价值，而忽略了本真价值。工具价值就是只强调工具理性，追求财富、利润最大化，但是财富本身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背后代表的购买力。

经济学理论将企业抽象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钱越多越好，但是，钱多了以后干什么，并非是经济学所关注的。而价值型企业则更关注，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是利己还是利他，这里就存在兼利型企业。

金碚认为，按照运转方式和追求目标不同，企业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类主观为己，客观为社会的传统型企业;第二类，主观上追求利他，同时利己的兼利型企业;第三类，主观上追求为社会，客观上可持续运转的社会型企业;第四类，探索认知边界，推动技术进化，以实现人类某一极限理想的极致型企业。比如马斯克创立的SpaceX等。

这一分类方式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

金碚认为，传统理论中，人都在追求利己，只有利己，才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是主观为己，客观为人。但是现实中，完全唯利是图的人和企业都很难立足。

“只有在主观意识和商业行为中，不单纯追求利己，并且希望利他，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具备竞争力，才能得以发展。”金碚说。这也是兼利型企业的价值观，对内关照员工，对外关照用户、合作者，以及社区、社会主体的利益。

在金碚看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变成兼利型企业。

如果往前一步，兼利型企业成为信仰驱动的企业，一定程度也可以称为社会型企业。这类企业主观上追求利他，只是他们采用商业方式来实现可持续运转，进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这是一种创新型企业，以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很难解释。在实践中也有成功案例，比如尤努斯建立的格莱珉银行。

格莱珉银行面向农村地区和其他经济弱势的小微群体发放贷款。这些曾是传统金融体系忽视的群体。虽然致力于让穷人通过贷款解决生活困境，但并非是NGO式单纯进行慈善捐助。比如，格莱珉实际利率比商业利率高，因为这种借贷关系存在的风险大，只有通过机制调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惠及更多人。即使利率较高，由于一般农民借贷周期短，压力并不是很大。

格莱珉银行的目标并非是为了赚钱，虽然也会进行分红。不过，格莱珉银行94%的股权由贷款者所有，约有9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妇女。尤努斯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在2006年荣获了世界和平奖，并将格莱珉银行模式继续推广到孟加拉以外的其他国家。

金碚表示，社会型企业不是简单地做慈善，而是让企业更有竞争力。

除了兼利型、社会型企业，对于极致型企业来说，其驱动力更加远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诉求。他也提醒，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要在科技伦理的范畴内讨论。无论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还是人工智能，都存在伦理问题。因为人类活动最底层规则就是伦理和价值观。“这决定你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什么可接受，什么不可接受。”金碚说。

技术本身是中性，但是技术使用不可能是中性。在西方，科学主义并非完全是积极意义。正如腾讯在最近提出新的企业愿景——“科技向善”。金碚认为，这本身是价值观问题。不仅仅科技需要向善，很多社会行为也需要向善，比如善心执法。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人而服务，需要符合人的基本利益。

人人都有价值观

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讨论，是否超越了价值观引导而上升到信仰驱动？金碚分析，价值观是伦理问题，更具有底层性，人人都有价值观，但是并非人人都有信仰。信仰具有指引性、崇高性。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高尚，也可以与信仰连接。信仰对人的行为有约束，也有鼓励。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事物好坏、对错的标尺，以及追求目标的方向，与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形象有关联。可以说，信仰的基础是价值观。

金碚指出，企业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外化。商业是经济活动的总和，包含企业类型多种多样，不仅有传统企业，还有兼利型企业、社会企业等，也可以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所以，要谈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信仰，需要因企业类型而定。

比如，企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价值，还应该关注本真价值，注重公平、绿色、共享等，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如果把本真价值观延伸到信仰层面，需要去定义——除了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仰，这一信仰的具体意义，否则，有些人会认为企业并不一定需要信仰。

之所以这样强调范畴和分类，金碚认为，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中，企业这一概念相对笼统，与现实环境存在脱离。微观经济学把文化制度抽象化，只考虑工具理性，但是人的价值观不同，并非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他提出，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变革，要以“域观”思维探讨在文化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现象。比如兼利型企业、社会型企业、极致型企业都更看中获得利润之后要去实现的目的。可以说，这些企业都秉承着利他的信仰。

不确定性下的创新之路

当下全球经济整体低靡，逆全球化势力抬头，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下行压力大，以及新技术革命红利期尚未爆发，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加速。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金碚认为，在经济学上，企业利润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溢值。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应对不确定并从中获取利润。

金碚指出，目前营商环境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企业活力空间不够，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可以说政府管控伸手过长。在推动生态治理与平衡经济发展上，存在“一刀切”、政策反复现象。而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则需要在技术创新上实现突破。同时，政府也不能懒政，回避风险，而是要提升治理风险的能力，鼓励创新，设计容错机制。而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应对挑战，也需要不断创新。

只有企业从利他角度，以创新模式和技术，顺应政策趋势，直面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型企业。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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