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丽娜 石丹

ID | BMR2004

在《谁都笑不出来》一书中，作家米兰·昆德拉写道：“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到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如今，00后已经有部分群体成年，这些成年的00后归属于“Z世代”（1995—2009年），他们的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向上，对未来充满乐观，但是与95后不同的是，他们还未亲身体验创新创业的红利，便遭遇了全球化的变局。经济预期的陡然转弱以及不甚明朗的外部环境，将会对他们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意味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往往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现大历史观，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审视未来。《商学院》记者通过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许纪霖的对话，试图部分撕开那蒙眼的布条，审视那“来路”与“去路”。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许纪霖

许纪霖观点综述：对不同世代的研究，首先要看他们的成长环境。初代00后出生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发展的阶段。这一代人对国家高度认同，可以称为“自然红”的一代。本来他们对未来是没有忧虑感的，自认为生长在一个小时代里。小时代是相对大时代而言的，按照鲁迅的说法，大时代不是死，就是生。但小时代就像郭敬明导演的电影那样，岁月静好。然而差不多在00后即将大学毕业之际，他们蓦然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巨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早先，00后有一种矛盾心理，对国家前途信心满满，但是对个人未来忧心忡忡，似乎这是脱节的“两张皮”，但是这几年外部环境遇冷后，“两张皮”合二为一了。为了求稳，他们更多地选择考公，进入体制。由于这些转向，00后也被称为“保守的年轻人”。

第二个发现是，00后患上了“社恐症”。伴随三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的助力，他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在减弱，从而成为“键盘侠”。

“社恐症”又催生了00后群体的一个现象——考研潮、“键盘侠”以及同类群体聚。为了逃避就业，00后趋之若鹜地去考研，导致这两年考研人数迅猛增长。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统计，2019年全国考研人数为290万人，2022年达到457万人。校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的“伊甸园”，暂作避世之用。

近两年，00后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积极性大不如从前，但只要把讨论搬到线上，通过键盘，他们倒是很活跃。若将这一特点带入职场，管理者将很难与他们面对面进行沟通。

00后有很多的性格特点是被新媒体决定的。他们接触的是同类人，进同类的群，从而形成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价值观，渐渐地，他们不再习惯与不同的人交往，但这只是表象，实质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相应的训练，导致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或文字来表达的自我和面对面交流所展示的自我是有差异的，但显然，00后面对面交流的能力越来越弱。

《商学院》：既然与00后交往有那么多的“规矩”，怎样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

许纪霖：走进00后的途径是“分享”与“陪伴”。分享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会让他们内心产生反感。“陪伴”的前提是成为他们的同类人。00后喜欢与同类人交往，所以需要对他们的爱好表现出同样的兴趣，这是一个双向奔赴。

中国的文化传统遵从的是等级制，以血缘、地缘或是其他关系构成了某种等级。这种等级关系就是一种身份，不同的身份对应着不同的礼节。但是00后没有这个观念，他们不仅要求在人格上得到他人的尊重，还要在情感上得到关怀。

00后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交流，这种交流我称之为“符号性交流”。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会有身体语言交流和气场交流，从而带来一种温馨感，这是文字交流所没有的。00后是情感动物，当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时，诸如说话语气、肢体语言等细节会莫名地打动他们，让他们找到良好的感觉。如果企业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感觉，即便是“996”，他们也是乐意的。

许纪霖观点综述：70后、80后的成长遇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红利与人口红利，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因而是否拥有宏大的人生规划与时代背景有关。但是今天00后所面临的情况是，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甚至连小目标都成为奢望。“爱拼才能赢”这句话对他们已经没有说服力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放弃了某种特定的追求。“躺平”并不意味着不干活、啃老，而是放弃了某种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随遇而安。

所以，这代人中间流行烧香、算命，安之若素地把一切都归结为命。这一精神逃避是应对不确定年代的某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你越是给他们鼓劲，他们越觉得你荒谬。

今天，我们在分析经济时，采用的是客观指标，但经济活动是由人创造的，它取决于人的主观心理动机。人们的信心一部分来自环境因素，一部分来自心理因素，心理情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点。

《商学院》：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有哪些国家曾经遭遇年轻世代“躺平”的现象？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许纪霖：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日本。日本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进入了停滞的30年。日本在经济停滞时，年长者和年轻代际是有差异的。年长者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红利，因而有不错的经济基础，有钱有闲可以四处游玩。今天中国旅游的主力也是老年群体，有些老年人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轻人的工资还要高。

日本在失去的30年间，年轻代际的工资收入遇到天花板，所以他们只能采取低欲望的方式来应对。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开始存钱，今年“五一”淄博烧烤走红就与此相关。

日本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两国都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毕竟日本在进入经济停滞前，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整个社会的保险机制较为健全，中国与之相比还是有差异的。

《商学院》：年轻代际追求“躺平”，或者追求“小确幸”的生活方式，这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许纪霖：“小确幸”一词来自日本，它指追求当下小小的快乐，追求确定性的幸福。当年轻一代不再像上一代有某种梦想，但生活还过得去时，“小确幸”便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一代人的心理。

这种心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伤害。比如说日本早年在科技领域是全面领先的，但今天，虽然日本产业依然很厉害，但是像手机、互联网等产业都不再处于头部，显然这与一代人的“小确幸”心理是有关系的。创新、创业是需要野心、需要冒险、需要梦想的，而不是“小确幸”。

许纪霖观点综述：中国最关注外部世界的是50后、60后一代，他们认为个人命运是与家国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联。国家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好，个人才会好，因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此后的年轻世代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度在逐步减弱，这是因为外部世界具有确定性，因而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获得性享受。但是到00后，这种获得性享受的空间被压缩，变得越来越有限了，这时他们开始转向内在。转向内在的原因不仅与外部环境的改变有关，也与这代人越来越注重精神世界和体验有关。

加拿大哲学家麦克弗森曾提出“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他指出，现代人的个人主义是占有性的，自我的定义来自个人所拥有的外在物质，但这是指物质主义的一代。在我的观察中，今天的年轻一代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不是不注重物质，而是更注重内心感受。

“后物质主义”的表现是，在享受物质时，不太注重物质的物理功能，甚至也不像老一代人那样重视物质的品牌功能，因为品牌具有身份功能。

年轻一代，特别是90后、00后目前的收入支撑不了高消费，从而导致他们无视品牌，更注重消费带给自己的主观体验和心理体验。如果能给自身带来愉悦的心理体验，这是他们最乐意接受的。

因而，年轻一代的物质性中蕴含着强烈的精神性，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在转向。

《商学院》：年轻代际转向内在体验的过程催生了哪些全新的社会现象？

许纪霖：如今，年轻人中间流行的并不是大品牌，而是一些新创的、带有强烈个性的小品牌。年轻代际忙于去这些品牌处打卡、种草、拔草，在朋友圈和小红书上晒，从而形成了一种氛围，一个不留神，一个小品牌就变成了“网红”。

年轻世代消费看颜值，对上眼，感觉好了，从而获得内在的愉悦感。比如，今天很多网红餐厅并不是高档餐厅，但因为在装修和情调上比较独特，年轻人消费得起，与他们的“欲望”相匹配而走红。到网红点打卡，这是一种时尚，但更是一种“我与时代没有脱钩”的自我证明。

许纪霖观点综述：“根”是一个有关认同的问题。“你是谁？”这个问题自己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它归属于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群人。这个问题与流动性有关。当你一辈子不流动时，就不会存在“根”的问题。到了外省，“乡”的观念就出现了，出国以后，这个身份认同扩大到了国。当身份认同发生在一个更大的流动空间时，“根”的概念就变得更为广义，所以它一定和流动有关。

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十三四岁时跟着母亲到了美国。母亲希望女儿学习中国文化，但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更希望融入美国同学，她不想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因而起先非常抵触。等到她考上MIT（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同学所拥有的一切她都拥有了，那时她为了证明自我，不再追求异中求同，而是更关注同中求异，突然之间，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她要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里，证明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拥有中国背景，了解另一种文明，反而显示你更加优秀。所以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它不是固化的。

《商学院》：由身份认同，我们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在复杂的大环境之中，年轻世代如何做到不偏执、不偏激，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世界？

许纪霖：我们现在不断地强调弘扬中国文化，但前提是，你需要知道世界，才能知道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仅仅看一种文化是看不出独特性的。

我们先不要追求观察世界的完整性，世界这么大，不可能看全，但你要了解世界的多元性，不是只有一个制度、一种文化。你对多元性了解得越多，对世界的理解就越深刻，对自我的理解也会越深刻，选择空间和个人自由就会越大。

文化是一个生命感受，它是由不同的生活体验所构成的。我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化概论课时，会放在一个比较的背景中来思考讨论，而不是就中国文化谈中国文化。所以从这点而言，你越了解世界就越了解中国。话也可以倒过来说，越了解中国，也就越了解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独特，前提是要学好外语。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习惯。

许纪霖在《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一书的自序中写道，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实际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在现代中国大部分岁月，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富强压倒了文明。而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如何实现一种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

许纪霖观点综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竞争来获取优质资源。但竞争并不是唯一的生存逻辑，还要受到启蒙传统的制约，即人是目的。最值得珍惜的是人类整体利益和每个人的生命，而不是竞争环境下的个人利益。

“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凭借正义的理念打败了纳粹，但他心中始终有个道德负担，他意识到核武器有可能被滥用，平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奥本海默除了怀有抽象的正义原则以外，他还心怀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这是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对每个人的生命担当。他认为，战争结束以后，不应该再生产核武器。他的担当不是停留在所谓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层面，而是高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不是强者逻辑，反而是弱者的逻辑，即怎么保护弱者。

竞争是社会运转的一套模式，但要受到更高级文明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强者逻辑，没有人的尊严，最后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商学院》：中国的年轻一代拥有怎样的价值观？他们能够成为向善社会的中坚力量吗？

许纪霖：有些年轻人在价值观上是虚无主义者，他们不承认底层的基本价值，不明是非善恶。曾经有个90后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内心没有生命，没有生而为人的尊严。但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中，这样的观念都是禁忌。

所以年轻一代需要补上的是基本价值观这一课。现代社会不是非洲丛林，我们既要尊重多元化，也要遵守伦理道德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基本的文明。

在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问许纪霖教授一个问题：从教几十年来，在哪个时期，作为历史学家的您是最被需要的？

许纪霖说他觉得就是这几年。当人们对于未来总是持有乐观态度时，人们是不需要了解历史的，因为未来是可预见的。但是这些年，人们普遍对未来充满焦虑感、恐慌感和迷惑感，于是有不少人开始想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底层逻辑，他们对历史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要通过历史认识当下。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历史反而成为大家渴望展望未来的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