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重大转折的时间点，改革的着力点在于释放企业的创新和活力，而这来自于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进入了新常态，中国在面对着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也面对着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时代呼唤能够解析中国实际情况的现代经济学，需要我们用经验和智慧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对中国经济加以反思，同时做出前瞻。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众多博士校友于2014年底聚集在了母校的“老博士论坛”这个平台。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博士，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每一个思想进步的重要时点和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他们深入参与其中。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改革与发展的直接践行者和见证者，为中国30多年的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30年后，老博士们本着为新时期经济改革与转型添砖加瓦的理念，以“中国经济：反思与前瞻”为主题，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历史，探索与展望大变革时代中国经济的未来。在2014年末举行的人大老博士论坛以及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展现了他们的精辟见解。 《商学院》杂志采访了“老博士论坛”及《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碚。在金碚看来，企业的竞争力必须在竞争过程中形成，未来我们要走向更加公平的“新常态”。

中国改革开放37年，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但也产生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到2014年，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并行的状态下，进入“新常态”轨道。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权衡、社会心态都在经历着重大的转折。如此情境下，企业和企业管理者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实际推动力？怎样挖掘产业变革转型新思路，寻找市场的新增长动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碚看来，未来中国经济要走向更加公平的“新常态”，不能再主要依靠宏观刺激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把经济体转化成创新驱动，要释放微观经济的活力，用改革来促进创新，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用更公平的竞争释放企业的活力 

金碚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前30多年的基本动力是“谁改革谁有利，先改革先得利”。这使得中国经济在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弊端和不合逻辑之处。代价是经济运行不协调、不平衡，且极易形成一个个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不仅造成了各个领域中的既得利益，而且还给进一步的改革设置障碍。 

接下来的发展，金碚认为，首先应该摒除的就是各种妨碍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让经济发展和改革回到经济学本来的逻辑。要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由此来实现更大的改革红利。比如，不再设立“特区”而是发展“自贸区”，这里没有优惠政策，而且施行的政策必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在这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大家能够公平竞争，而且排除运行中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让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化，经济体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由此，企业的心思也不再主要放在‘争取优惠政策’上，而是放在技术创新和提升竞争力上。事实上，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来自于释放微观经济主体创新的活力。这要求中国将特殊政策思维转换成公平竞争思维。另外，一直以来中国‘价廉物美’的思维和‘技术模仿’方式虽然在一定限度内占领了市场，但这种低成本替代策略往往让附加值下降，不利于原创性创新。”金碚说。

避免过度的“金融依赖” 

金碚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货币金融体系长足发展。进而，整个经济体日益金融化，金融资本急剧扩展并走向虚拟化，导致一些国家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形成金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头重脚轻”的不稳定结构。

 金融实际上源自实体经济，也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但金融也存在内在的自我膨胀倾向，使本来发端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最后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经济是扭曲的经济。金碚指出，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依赖”趋势，即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货币金融活动和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例如，通过银行和股市抽取资金向企业输送以支持其扩张、不断增大流动性供应以维持高增长、企业普遍地依靠非主营投资（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获得盈利、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资产金融化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现场突出。于是，社会投机气氛浓郁，“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就可以创造令人羡慕的“财富英雄”，实体产业却越来越失去脚踏实地的耐心。 

人类的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取得和创造物质及精神财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具有真实意义的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实体经济。过度的“金融依赖”导致金融活动的获利性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活动，而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却感觉越来越困难。这导致产生不适当的“去实业化”和“去制造业”现象，进而完全扭曲了实体经济同金融活动的关系，即金融活动本应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却颠倒为实体产业反而成为金融活动的投资（投机）“标的物”。最终削弱实体产业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基础。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尚不充分和金融深化程度也很不高的条件下，就发生了明显的“金融依赖”现象，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是因为金融创新过度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所以，需要政策利于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造，使得在金融领域挣钱不会比实体经济的多，这方面台湾地区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学习。同时让金融系统结构为实体投资更加便利，而不是成为实体经济的“抽水机”。另外，在金碚看来，这里面更深层次的是文化。过去发展的30多年，“逐利”成了关键词，如果社会心态和文化还是被引导到赚快钱上，实体经济发展就缺乏扎扎实实进行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技术创新是竞争力的根本 产业组织的核心问题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竞争力，竞争力必须在竞争过程中形成，这是一条基本的客观经济规律。 

但不依赖特殊政策、低成本替代和过度金融的中国企业，到底怎样才能增强竞争力，并参与到全球的经济竞争中去呢？ 

金碚认为，技术创新是一条艰巨但是最有效和最基础的路径，而我们现在看到企业个体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 

第一， 主观或者客观上，没有把创新放在首要的位置，思维和行动还是在争取各种优惠政策和审批，大量精力不能在技术创新上。

第二，中国的技术来源再次遇到了瓶颈。过去30多年，我们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模仿和直接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的技术从哪里来？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中国在科研成果转化、军民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使得工业发展的技术源泉问题十分突出。目前的“产能过剩”现象实质上是产业技术基础不坚实的表现。例如，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但仍然需要大量进口钢材。就是因为我们的钢铁企业生产不了所需要的高性能钢材。 

第三，技术的进步不都是颠覆式的，有很多是累积性的、需要时间。在中国，累积性的技术资源都在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的历史较短，技术积累的实力基础总体上较薄弱。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在雄厚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我们是在技术积累较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其差距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一般来说，只要有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企业总是倾向于选择最能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的技术进步路线。所以，主要依靠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实现技术选择和推动技术创新，才能使技术创新更有效地发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在我国，要形成科学合理的高技术项目选择机制，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以竞争求技术则技术兴，以包办求技术则技术衰。”金碚说，“因为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效率。而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很难再有比竞争更有效的促进效率提高的方式。” 

所以，高技术研究项目的选择应是竞争性的，而不能单靠对“重要”的理解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视”程度来进行科研项目的决策。要改变“强调重要—引起重视—政府决策—国家投资”的思维模式和以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正确处理“政府选择”“专家选择”与“市场选择”的关系：政府选择适用于少数特别重大的项目，专家选择适用于技术前瞻性非常强的项目，市场选择适用于大多数具有产业化条件的项目。 

一般来说，市场选择最能体现经济效率，专家选择可以反映科学方向，政府选择更多地体现非经济目标：在高技术产业的资源配置上，非商业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前端技术的研究，政府资金的投入和政府参与项目选择绝不应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而由企业投入的商业资金应成为推高技术产业化的主体资金。 

无论是传统技术还是高新技术，以竞争求发展是根本的道路，企业商业资金的运用总是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有效的竞争性。因此，国家高技术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构造高技术运用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竞争秩序。金碚说，“我们并不否认，一些特殊产业特殊项目，尤其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需要国家的直接参与，但也必须建立高效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引入竞争过程。” 

金碚认为，当中国认定了要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彻底的变革，而且是对经济制度的“信仰”变革。 

市场经济相信即使人人遵循“经济人”行为原则（即一切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整个社会也能够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市场经济的“信仰”基础是：相信最大限度地保护追求个体财富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就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和调动蕴藏在社会最基层中的创造财富的巨大积极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利益最大化行为），就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并且相信无数的“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向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当然，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向是让市场更有效地运行，让市场更顺畅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