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杭州G20峰会,其会标是一座带有江南水乡风格的石桥,其寓意是让G2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只不过,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已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拖后腿的情况下,这座“桥”是否能够发挥预期作用,还有待观察。
2009年的伦敦峰会上,地球上最重要的20个经济体共同喊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的当务之急,人们曾热切地期待,G20这个规模更大、在地球上更具普遍代表性的国家集团,可以更好地促进自由贸易,减少恶性竞争、贸易壁垒和强权法则,更可以有效预防和规避各种金融风险,避免又一次“次贷”风暴的肆虐。
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以及伦敦峰会以来历次G20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成果和共识,大多只是“看上去很美”。2016年已过去大半年,不论工业化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绝大多数都承认“形势严峻”,认为全球经济有再入寒冬之虞,就连唱了大半年“回暖确认”高调的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如今也不再一味高唱“回暖之歌”。
当年一枝独秀的中国“火车头”如今业已放缓进入“新常态”;国际贸易非但没有因G20的出现变得更加自由化,反倒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子”;一度被称作“复苏无疑”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在去年底美联储加息后很“不给面子”;2月25日英国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其2015年GDP增速是2012年以来最慢的——2.2%——而这已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快的之一,“脱欧”公投后的最新经济数据则更每况愈下。
此次峰会召开前夕,金砖国家中的三个(俄罗斯、巴西、南非)经济遇到困难,美国民粹主义抬头,“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这些都促使人们迫切期待一个更好的、更果断的全球治理机制,因为倘没有这样的机制,没有对全球治理模式的适当改革和强化,这种蔓延全球的混乱只会变本加厉。
在这种情况下,东道主和许多与会国都普遍期待,G20这个“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第一个全球性机制”(印度媒体THE HINDU所言),能够给各国人民带来惊喜,为全球经济带来希望和信心。
会议召开前夕,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兼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专门致信G20领导人,希望能与G20各国合作,在年底前敲定2017年底引进新的资金流动性规则计划,2018年底将开发就杠杆工具规管“简单而一致的措施”,从而实现“让那些制造金融危机却’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中止运行,但不至于引发大规模市场动荡”的目标,避免“次贷”危机的重演,在这方面,人们对此次杭州峰会同样寄托期望。
此次峰会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与会和列席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将创G20峰会纪录。正如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副部长兰德斯(Luwellyn Landers)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MarcySall)等所言,期待峰会“能找到一些影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也期待讨论全球恐怖主义、贸易、投资问题,期待G20机制能推动如非洲大陆工业化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手笔”到来,更期待藉此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期待可以借助G20这座“桥”,和工业化国家更有效地讨论诸如技术共享和技术转移等问题。
然而G20杭州峰会照例只开两天,第一天开幕,第二天即闭幕,这样的“桥”再如何宽敞通畅,终究不能“全天候”起到沟通、联合的作用。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期待此次峰会能将谈论已久的“G20常设机构”(如部分人士倡议的“G20常设秘书处”)提上议事日程。
(陶短房 中国经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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