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8月份，是“长崎事件”发生130周年；

大多数中国人更淡忘了，“长崎事件”发生之时，正是国际局势对中国最为有利之际，中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可一举解决日本的威胁；

这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抓住机会的勇气，无论是战术勇气还是战略勇气。

错过一次就等于错过百年。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是公平的。

“长崎事件”的发生，似乎源于小事。

1886年8月1日，中国北洋舰队到访日本长崎港。8月13日，北洋部分官兵登岸，在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口角，继而斗殴。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与中国水兵冲突，水兵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

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其中有一名水兵还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这是一起典型的治安事件。次日，日本警方与中国领事馆开始交涉，最后决定限制北洋水兵的上岸人数，并规定了必须根据上岸士兵数量配备军官，以便监管。

但同时，当地日本人也开始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对中国水兵进行大规模报复。种种迹象显示，日本警方也在背后进行策划和股东，长崎闹市的各商铺都事先得到了通知，提前关门。

8月15日这天下午，在英国人、北洋舰队副提督(副总司令)琅威理的坚持下，丁汝昌同意北洋舰队放假，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根据军纪，他们没有携带任何兵器。水兵们发现，长崎的店铺突然打烊了，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浪人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街道两边店铺内的“日本人民”，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

在日本人的“人民战争”中，手无寸铁、猝不及防的北洋官兵死伤惨重。事后统计，北洋官兵“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资料说，中方“死八名， 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 伤二十七人”。事后验尸或验伤，中国水兵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这就是近代中日史上著名的“长崎事件”，中方一般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这一事件发生后，匆忙发稿的西方媒体对事件起因曾有不同说法，中日双方也有不同解释。以上的因缘，则是中国政府经调查而得出的大致过程。

日本方面的说法是，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北洋舰队为何要去长崎?

公开的说法是，刚刚服役的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因为舰体庞大，中国的船坞还不具备维修能力，只能就近前往长崎。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此时的大国博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在东北亚地区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北洋舰队因此武装巡游整个东北亚地区，当然也包括日本。

中国的机会，来自于英俄的全球博弈。

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全球角逐的主角就从英法两国换成了英俄两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19世纪的国际政治，焦点就是英俄的“大博弈”，西方史称 the Great Game。随着英国在欧洲、近东、中东渐次堵上俄国南下的通道，英俄博弈的战场从欧洲日渐东移，竞争焦点集中在到了远东地区。(参阅雪珥《关联危机：从土俄战争到中国国运》，本报2015年12月7日)

1885年，英俄的对抗从冷战几乎走到热战的边缘，俄国从东西两路都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直指英属印度。3月18日，俄国军队向亲英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发起攻击，击溃了阿富汗守军，兵锋直指英属印度，这就是潘贾德事件(Panjdeh Incident)。同时，俄国继上年与朝鲜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朝俄修好通商续约》之后，加紧在朝鲜半岛渗透，国际外交界纷传俄国可能占领朝鲜的永兴湾。东西两线同时告警，英国全力备战，英俄之间剑拔弩张，全面战争都可能一触即发。英国驻俄公使公开宣称，战争已不可避免。

1886年4月15日，潘贾德事件还未满月之时，英国在东线先下手为强。英国远东舰队派出3艘军舰，突然占领了巨文岛，并在岛上修筑了永久性的炮台工事，试图一举两得：既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兵力，舒缓自己在阿富汗受到的巨大压力；也未雨绸缪，堵上俄国自朝鲜海峡南下的通道。

巨文岛，位于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要冲，由西岛、东岛和古岛三岛鼎足而立，中间是一个可以停泊军舰的天然港湾。巨文岛与对马岛一样，既控制着日本对朝、对华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控制着俄罗斯南下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战略价值重大。英国人将它称为汉密尔顿港(Port Hamilton)。英国人对于这个岛屿垂涎很久，早在10年前(1875)，日本人曾试图染指该岛，在英国的坚决反对下缩手。

巨文岛在朝鲜海峡中战略位置十分险要

占岛初期，英国就向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表示，希望签订一个条约：“英据该岛，中朝允不阻难，英据一年后，察该岛岁税若干，每年以税归朝鲜，派费若干送交中国，作为贡款。”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强国第一次公开承认中朝的藩属朝贡关系，甚至愿意代朝鲜交纳对中国的朝贡费用。对此，曾纪泽十分满意，认为这能够“保全中国上邦之权利，则尚不至大伤中国体制”。同年7月，英国政府给其驻华公使欧格讷的训令中明确提出，“英国政府准备全面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以换取中国对英国占领巨文岛的默认。

对于英国占领巨文岛，李鸿章最初乐观其成。他指出：“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亦未如非朝鲜之屏蔽。”这是将英国当作抵御日俄两国的重要盟友，只要英国还认可朝鲜是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就不进行干预。

英国人占领巨文岛，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俄国国内舆论哗然，对英作战的呼声十分强烈。但在远东地区，俄罗斯的力量毕竟远不如经营多年的英国，不敢正面抗衡，只好逼迫朝鲜和中国。

对于朝鲜，俄罗斯提出，要拥有与中国、日本同样的出兵权。朝鲜国内的亲俄势力急剧增强，引俄以抗拒中日的论调也开始泛滥。

对于中国，俄罗斯则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中国实际上默认了英国对巨文岛的占领，要求也占领朝鲜的一些岛屿，甚至增派军舰到朝鲜游弋。但毕竟在远东实力有限，加上李鸿章也增派了中国军舰进行巡航，俄国还是以对华谈判为主，其基调与英国类似，那就是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英俄的行动，亦令日本相当不安，它绝不希望“使日本近海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信)，更不愿意俄国插手朝鲜事务。然而，此时的日本绝无实力对抗英俄，因此，它试图与中国合作，鼓动中国对朝鲜事务进行积极干涉，甚至表示，如果英俄继续侵占朝鲜，则中日可以联合行动。日本还建议中国政府，将此前软禁在天津的朝鲜国王生父大院君释放回国，以牵制朝鲜国内的亲俄派。日本在此前数次与中国的博弈中，均否定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此时却与英俄一样，不惜承认中国对朝宗主权。

朝鲜形成了“多方博弈”，英、俄、中、日四国，及朝鲜国内的亲华、亲日、亲俄三大派系，捉对厮杀。利用这一局势，李鸿章开始主动出击。他首先要求俄国政府公开声明，宣布俄国对朝鲜无领土野心。这实际上是一个连环保证：俄罗斯“切实担保日后不取朝鲜土地，中国自可据俄国所担保者向英国担保。”毫无疑问，也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在得到了俄国人的保证之后，英国表示接受中国的要求，从巨文岛撤兵。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堪称成功的外交战：首先，利用英国遏制了俄罗斯在朝鲜的扩张；其次，利用这次危机给一心向俄的朝鲜高层以一个教训，此后朝鲜基本回到“事大”亲华的道路上；再次，利用俄罗斯的强烈反弹，确保巨文岛为被英国实际攫取，维护了朝鲜的领土完整；最后，是在整个事件处置中，将日本撂在一边，大大地削弱了朝鲜半岛的日本影响力。

在交涉过程中，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要求中国政府确保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安全通行。李鸿章因势利导，下令北洋舰队出动，武装巡游朝鲜半岛，“聊作声势”。

同时，中俄此时也正在勘定东部边界，负责勘界的吴大澄“俄界勘定, 欲由海参崴乘我兵船内渡”, 因此，李鸿章下令“(朝鲜)永兴距海参崴不甚远, 各船即往崴游息, 顺便接吴。” 北洋舰队因此顺访海参崴的俄国军港。考虑到新添的两艘主力舰需要维护，北洋舰队亦决定顺访长崎。这一系列动作，对俄、对日都带有示威之意，对朝鲜的联俄趋势也是一种威慑。

北洋舰队的兴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日本侵占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在1881年坦承：“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驾驭日本起见。”李鸿章早在1870年就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除日本之外，俄国也已成为中国一大祸患，中俄两国在新疆地区的博弈刚刚告一段落，防俄与防日一样成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

自1875年开始建设北洋水师以来，十年间，北洋舰队具备了基本的雏形，除了英国制造的巡洋舰扬威、超勇之外，德国制造的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军舰之一定远、镇远舰也在1885年开始服役。大清国正在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

北洋舰队在巡游之前，于1886年5月14-25日，在天津口外的渤海湾举行了大规模实战演练及阅兵。这是北洋海军成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派出了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代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临现场。演习总司令、海军衙门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全程陪同。

长崎事件发生后，大清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

8月18日，李鸿章致电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要他立即质问“日政府何意?”，“速电饬崎领事与县官查办”，“崎案须妥办，不得任日偏狭。”

8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认为事件的发生“皆因长期警察仇视我国人民而起”。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呜呼，日人之藐视我中国、欺凌我华人者久矣……夫日本，虎狼之国也……于以收回我琉球，亦不为过。”

李鸿章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关键在于，此时的中日两国，敌对情绪十分严重。中国侨民在日本经常受到侮辱及警察的刁难，甚至连中国驻长崎领事余瑞也遭到警察的侮辱，并因此向日本政府抗议。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也说：中日两国人民互相轻蔑，“我已侮彼，彼亦侮我”。

在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协调下，中日两国开始事件的调查与善后的谈判。日方的态度也很强硬，不少官员认为：“我国(日本)万一采取让步政策，则清帝国将作何感想?……恐将看作为威胁吓倒，苦于抑制，终于屈服，而愈助长其轻侮之念。”他们坚持认定责任完全在中方。

几番交涉下来，双方陷入了僵局。

李鸿章随即命令更有外交经验和国际法知识的伍廷芳主导谈判，谈判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中国驻长崎领事蔡轩与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交涉；随后，中国驻日公使参赞杨枢率中方调查委员会，与日本外务省取调局长鸠山和夫所率领的日方调查委员会谈判，最后是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外务省办理公使陆奥宗光在东京谈判。

一直到12月份，因为双方的强硬，谈判毫无进展。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今决意绝交，兴戎与否，悉听尊便。”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北洋舰队的英籍副提督琅威理，力请对日本开战，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海军实力远在日本之上(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P255)。琅威理的建议，在当时应该颇有代表性。其实，中国当时在是否对日动武的问题上，要考虑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军事上的把握，能不能打赢日本；二是国际政治上的把握，是否会招致列强武装干预。

在军事方面，“日本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多艘铁甲巡洋舰，而且排水量高达7300多吨的定远、镇远舰，无论吨位还是火力，都是亚洲之最、世界领先，而日本只有3艘不到4000吨的铁甲舰，根本无法与北洋舰队抗衡。

在外交方面，英俄尖锐对峙之中，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将中国逼入对方阵营。对于俄国来说，中日若发生冲突，甚至导致东北亚大乱，正是其趁乱而入的机会，因此，其没有意愿干预中日可能的冲突；另一方面，此时的俄国虽然大力东扩，但其战略投送能力毕竟十分有限，无力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在巨文岛事件尚未结束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

对于英国来说，作为东北亚现有秩序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这种冲突可能给其劲敌俄国提供机会。“维稳”因此成为英国的首要任务，这一直贯穿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英国大约是最为真诚的调停者，因为这最符合它的利益。但是，英国虽然有意愿、也有能力对中日冲突进行干预，但它最可能选择的将不会是军事干预，而是外交调停。毕竟，军事干预可能令它自己被迫选边，这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日后的甲午战争第一仗，日本击沉了为中国运送军队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英国军方坚决要求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被英国政府强压下来。在“维稳”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英国实际上留给自己的选项并不多。在调停无效的情况下，它会尽力止损，并支持胜利者。日本后来发动甲午战争的战略决心，大大高于中国在“长崎事件”中的战略决心，最后赢得了英国的支持。倘或中国此时也有足够的战略意志，即便发生了中日军事冲突，英国也绝不会干预。

现实的日本也知道此时不能激怒中国动手。

日本的退让，原因大约有三个：一是军事力量不如中国；二是此前多次在朝鲜试图挑衅，却吃了袁世凯的亏；三是英俄都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助力。此外，日本正致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提高进口关税，但列强对此不予理睬，日本希望中国能带个头，同意日本提高关税。

一方面力不如人，另一方面有求于人，这决定了日本不能再硬扛着。中方退出谈判后，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1月，在德国驻日大使何理本(Holleben)调停下，日本退让，双方终于在2月4日达成最后协议，分别向对方的死伤者支付抚恤金，日方所支付数额大大超过中方；受伤中国官兵的在日治疗费，由日方支付；惩凶一项，则由双方政府自行决定，互不干涉。

在大清国的中央眼中，长崎事件谈不上是胜利。圣旨指出，这一事件只能算是“将就了结”，因此“在事之人，无劳可纪。”

客观地说，这一事件中最为得分的，还是中国。这是大清国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以威压人”，终于摆脱了一点宋襄公心态，展现了可贵的狼性。这也是近代中国对日交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同时，事件处理的全过程也成功地打破了中日《天津条约》规定的中日在朝同等地位，中国强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了东北亚外交的主动权。日本外交大臣井上馨感慨：“清国在名实两方面都使朝鲜成为了中国的属邦……我国对朝鲜的局势，只能是旁观放任顺其自然了”。

“长崎事件”本身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战略机会：以长崎事件为借口，利用国际局势及军事优势，将正在崛起的日本消灭在萌芽状态，一举压制甚至打断其现代化进程，但最终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日本人有“大陆策”，中国却没有“日本策”。

这次半吊子的胜利，也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开始奋起直追……

（文/雪珥 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