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的艺术》一书，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版，中译本1991年就跟中国内地读者见面了。它是特朗普商场得意后颇受赞誉的自传体“心灵鸡汤”，但这碗“鸡汤”并非简单地满足粉丝们的好奇心，而是内里颇有玄机。

该书分十一章，除第一章为全书摘要外，其余十章分别以特朗普经历过的10单最重要的“生意”为主题——那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建筑承包商之子（父亲在纽约布鲁克林等地区开发廉价住宅），成长为全美家喻户晓的房地产大亨的曲折发家史。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章节安排，表面上是按时间顺序推移，其实处处隐喻着传主身份上的蜕变。

《做生意的艺术》第二章到第七章，描述的是自小怀揣着商人梦想的特朗普，如何在人生事业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使尽浑身解数追逐利益，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倒买倒卖”。

他善于将一连串的既有条件整合起来，促使参与各方完成交易。在其作为地产商开发的标杆项目“特朗普之塔”建造过程中，地皮所有者、资本家、政府、承包商都被胆大心细的他牢牢捏合在一起，彼此利益捆绑，无法互相摆脱，只能各退一步，达致妥协。

第七章是全书的转折，讲述了80年代初特朗普如何“空手套白狼”，巧取大西洋城（位于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赌场牌照的故事。抢滩登陆这座建筑在沙滩之上的滨海赌城，一定程度上仅反映出特朗普极度偏好投机的商人禀性。

对于当时正反两方势同水火的赌场合法化争议，特朗普认为，他“对赌场这行从没有道德上的障碍，因为大多数反对意见似乎很虚伪”——纽约股票市场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人们在其中输掉或赢得的钱，比世界上所有赌场的钱都多，那么，为什么要阻止人们玩21点呢？也许，商业的本质就是一场赌博而已。

可以说，从地产商到“赌徒”，是特普朗的道德底线再创新低的时刻。紧接着第八章，那场“与希尔顿的战斗”（该章标题）中，特朗普却表现出另一种品格，“在受到欺负时，我将战斗到底，即使这需要牺牲，要承受困苦和巨大的风险”。

1985年5月，他趁著名的希尔顿饭店集团遭遇财务危机之际，一举收购后者在大西洋城投巨资兴建的赌场饭店（也是特朗普赌场生意的最有力竞争对手之一），并改名为“特朗普之堡”。

有趣的是，惊心动魄的赌场之战后，《做生意的艺术》一书最后三章讲述的不再是挣钱，而是回到特朗普起家之地纽约，大谈其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保护性重修南中心公园（又译作中央公园）100号的两座颇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特朗普原打算推倒旧楼后开发新项目，遭到原住户集体抵制拆迁而改弦更张），重建沃尔曼滑冰场与纽约西区电视城。

以重建位于中心公园的沃尔曼滑冰场为例：特朗普仅仅用了四个月，便完成了“行政上无能”的纽约市政府六年来耗资1300万美元却始终无法完成的这项工程，他为此投资300万美元，但承诺不会收取任何利润回报！

特朗普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领导是完成任何工作的关键。”他说。正因为拥有“专断的激情”，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最终能得到报答”。相比之下，纽约市政府之类作风散漫的官僚机构，只会互相扯皮，虚掷光阴。

总体来看，尽管《做生意的艺术》一    总体来看，尽管《做生意的艺术》一书脱不了“鸡汤”本色，但从特朗普“我的前半生”（他写此书时刚刚四十出头）式的夫子自道中，我们仍能观察到，这位日后的美国总统身上展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作为商人的必要妥协技巧，以及作为政治家必须的决断力与执行力。

2016年冬天那场峰回路转的美国总统竞选，可以看作是特朗普的另一项“沃尔曼滑冰场”工程，只不过这次他要重建的，是日益衰败的整个美国政治。

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曾分析当前美国正承受政治衰败之苦：党派政治趋向极端化，资金充裕的利益群体兴起，美国的制衡宪政体制混合了这些成分之后，形成所谓“否决制”(vetocracy)，在这种情形下，阻止政府做事比利用政府来提升公共福祉更加容易。

福山进一步指出，预算危机周期性出现、官僚制固化、政策革新无法实施，是一个政治体制处在紊乱之中的显著特点，美国政治体制标志的“三权分立”，如今变成了“三权对立”。

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之后，福山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充满乐观，因断言“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20余年过去，他回过头来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相信也是受当前美国政治的乱象所逼。

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就已经提出，强有力的行政权才是判断好政府与坏政府的标准。

他说：“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

如何才能加强“国家能力”，形成强而有力的行政权呢？汉密尔顿回答道：“统一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一人行事才有力量，指的就是美国总统制的法理基础。

从种种迹象来看，特朗普至少拥有政治家的决断力，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早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就断然提出修建美墨边境“长城”、重整美国制造业等强有力施政纲领，以满足支持他的以白人男性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选民。

但是，深谙“做生意的艺术”的他，上台之后能自然而然地拥有“做总统的艺术”吗？

对此，福山评论道，特朗普辨识出了美国政治的两大真实难题：其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对旧有的工人阶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二，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的控制。不幸的是，特朗普个人未必有能力扭转这个政府的无能。

果不其然，特朗普上台伊始即遭到“否决制”的强烈抵抗。不仅身为“老干部”的前总统奥巴马白宫团队公开在社交媒介上指责其施政政策，他强力推出的穆斯林禁令，也引发国内外舆论哗然乃至部分在任政府高官抵制，可谓祸起萧墙之内。

“禁穆令”最终经联邦法官裁定暂停执行，美国“对立”的三权之间，上演了一出无比尴尬的僵持闹剧。

也许，已跻身最高政治舞台的特朗普，此时更加急于从他辉煌的商人生涯中吸取正能量，发挥自己最擅长的“做生意的艺术”，以求进退有据，左右逢源，又能收“一人行事有力量”的果断决策与执行的奇效。

只不过，面对方方面面积重难返的美国，特朗普现学现卖的“做总统的艺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吗？

（徐斌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