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其他十几名主要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12月底飞往北京，报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五个月后，中国政府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在北京开设办事处。《华尔街日报》选派我为驻华记者。

我作为一名记者，报道着中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而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也挖掘着家族背后的历史。无论打电话、写信，还是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带给我新的激励。我甚至见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多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我刚开始探索过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在一位中国目录学家的建议下，我查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珍藏的中文善本古籍，终于发现一套刊印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的十二卷本《锡山秦氏宗谱》，载有按时代为序排列的本族重要成员的传记，其中最精彩的一卷，是11世纪宋代词人秦观的年谱。

我们家族大约每五十年修一次宗谱，最后一版完成于1929年，共计十七卷。而我得到的那一版正是这十七卷本的一部分。此后，我又花了七年工夫才把这套宗谱找全。当读到我那从未在无锡住过的父亲，竟然也参加了这套宗谱的编纂工作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多么牢固的家乡观念啊！

言归正传！1980年11月，我参观了无锡的秦氏故园——寄畅园。在入口处，看见一块带有裂缝的木牌，上面说明此园由秦金初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10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改建后易名为寄畅园。我知道，秦金是第一个修辑我所见到的那套秦氏宗谱的人。木牌后面的文字还说，北京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就是18世纪清乾隆帝南巡回京后仿寄畅园建造的。

经人介绍，我见到了一位仍住在无锡的族兄，依照他的指点，我找到了历代秦氏族人祭祖时聚会的无锡秦氏祠堂，它位于市区内东西向主干道的崇宁路上，我绕着这幢建于16世纪的古老建筑物转了一圈。据说，以前一跨过大门门槛，就会看见一块巨大的木制牌匾，上面写着“淮海宗祠”字样（秦观别号淮海居士）。而现在，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出它原来的使命了，因为里面住满了十几户人家。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在那里，我发现了迁移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秦氏家族支脉的宗谱，还发现了大量的我们锡山秦氏家族成员的作品，编辑成各种各样的文集。在这儿，我找到了本族成员写给皇帝的献诗，以及涉及本族官员的敕旨和奏折。

1981年，我与姐姐秦家懿及其洋夫婿一起再次来到无锡。他俩都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宗教哲学系，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度蜜月和休假。家懿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她建议我们到无锡惠山区寻访秦观的故冢。我对约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至今还会否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这场探寻之旅。

很遗憾，那一次探寻并无收获。一年之后，我的另一个姐姐家瑛从纽约动身访华，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回归故里，她也表达了寻访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我们在家驹大哥——也就是我父亲的长子，他一直留在中国——的陪同下，乘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当我们抵达惠山脚下时，决定先爬到山顶再慢慢走下来。在熟悉地形的当地人指点下，几经艰难周折，我们在半山腰的荆棘草莽之中，终于发现一块显然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墓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秦龙图墓。

看到这几个字后，我想我们恐怕是闯到另一个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说“龙图”是官衔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观的传记，一经对照，果然发现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在秦观死后的第三十个年头，南宋朝廷追赠他为“直龙图阁”。我们真的找到祖先的坟墓了！

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发现宋代词人之墓的文章，先是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1983年2月2日），而后迅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各地转载。海内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断增长，到1984年，中国政府指示无锡地方政府立即准备修复这座坟墓。这项工程在1986年得以完成。于是，那年秋天，中国学者齐聚秦观故里江苏高邮，举行了秦观学术研讨会。

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秦观这位屈辱而死，仅享身后哀荣的传统词人，第二次得到了承认，这一次为他恢复名誉的是中国共产党。

（秦家骢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