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他所言，“联通的‘混’已基本完成，最大落脚点在‘改’。”

2017年，在中国联通宣布混改的前夕，联通中报显示，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4.3%，达到人民币7.8亿元。

2018年，王晓初正好60岁，时常带着微笑面对外界，但是，谈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王晓初称自己是改革的直接操盘手，“感到的改革都是压力，都是痛苦，都是挑战。”

2015年8月，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的王晓初是流着眼泪告别中国电信，来到中国联通担任董事长。此前他在中国电信工作了11年，被称为“少帅”。

2017年8月，中国联通宣布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联通成为了第一家混改程度最深的大型央企。

此时的“少帅”已经多了很多白发。

在2017年之前，国资委带头推进了一些央企三级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因为混改的规模和幅度较小，并未引起外界关注。

2016年来自财政部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诸多专家，对本轮国企改革的普遍评价是“获得感”不强。

中国联通举起混改“大旗”恰好出现在这一时刻。联通进行深入混改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大电信运营商中，中国联通的表现一直欠佳。中国联通公开披露的 2016 年年度业绩信息显示，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742.0 亿元，同比下降 1.0%，其中服务收入实现止跌回稳，达到人民币 2409.8 亿元，同比增长 2.4%。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3 亿元，降幅 94.1%。

2017年，在中国联通宣布混改的前夕，联通中报显示，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4.3%，达到人民币7.8亿元。

即便如此，中国联通在三大运营商中，仍处于弱势。固话宽带用户始终处于减少的窘境。

2018年2月7日，北京宣布进行5G网络试点。目前三大运营商已进入到5G竞赛阶段，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雄安、苏州、重庆等十多个城市都在进行5G基站建设。

缺钱又缺创新点的中国联通，在这一阶段，需要迅速跟上步伐，并努力翻身。

一面抓经营困局，一面抓混改推进的王晓初，在压力、痛苦和挑战中，度过了180天。

“很多人都认为改革是好事，多发钱什么的。中国联通几经改革重组，机构不断重叠，矛盾也越来越多。”王晓初说。

此前，员工退出机制讳莫如深，一直在企业管理中被淡化。而2017年，联通让员工周知退出机制。

王晓初做的第一件艰难的事情，就是裁减机构，人员分流。

“我们这次首先从臃肿的机构开始下手进行改革，总部带头，从过去的27个部门，一口气压到了18个部门，减掉了33%。”他把这一过程称为联通的“瘦身”。

“拆庙容易，但和尚、住持不好安排，这是最困难的事。”王晓初表示。

在中国联通，有一段时间，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的岗位是否还在。一位国资委的官员曾直接向王晓初表示，“我们家的亲属在联通担任领导职务，她一直害怕自己被裁员，大家都很担忧自己的岗位。”对此，王晓初笑而不语。

对于中国联通为何要积极瘦身，一位国企改革专家向记者表示，“联通未来引进的都是社会资本，要进行市场化的运营和管理，所以联通要像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一样，从人员、机构和竞争机制上都要接轨，这也是社会资本的要求。”

总部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91人，减少50.14%，其中，净减编347人，生产分离549人。处室数量由238个减少为127个，减少46.64%，其中，净减少56个，生产分离55个。

此外，中国联通有14名正副职管理人员“退出”，党组管理人员的退出率超过6%。

其实，中国联通在2017年初就对内公布了瘦身计划，即在联通全面构建倒三角服务体系，精简管理部门、压缩管理层级。随后又公布了联通干部的聘任管理办法和员工退出机制。

此前，员工退出机制讳莫如深，一直在企业管理中被淡化。而2017年，联通让员工周知退出机制。

2017年11月，中国联通内部各分公司根据总部的瘦身要求，部分分公司以及下属单位开始组建“员工退出”领导小组和“员工退出”工作小组。在机构精简过程中，包括因机构调整、部门职责或者编制变化等原因无工作岗位又不接受安排的，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员工工作岗位本人不服从安排的，都被列入到员工退出类别中。

王晓初表示，高层管理人员“退出”，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行为，“今后每年会有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王晓初表示，从管理层面上，“破除到龄转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改变过去‘退居二线’人员长期处于半休养的状态。”

2017年上半年资本开支同比大幅下降49.5%,为人民币91.4亿元。得益于主营业务收入逐步改善以及资本开支大幅下降。

2017年下半年的员工退出态势，远高于上半年。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股东大会上透露，“与BATJ沟通的时候，问过他们三年锁定期后会退出吗，他们都说进来就是要做长期投资。”

改革就要有付出，在“员工退出”一系列激荡的改革之后，更复杂的任务摆在这位操盘手面前——员工持股，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王晓初曾经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一系列的改革在2018年1月都会完成。

在中国联通宣布混合所有制改革临近6个月的最后时刻，一直被争议颇多的员工持股政策浮出水面，利益分配的格局将要被改写。

2017年8月公布的《中国联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首期授予方案（草案）摘要公告》中指出，中国联通将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8.48亿股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约32.13亿元。而员工持股的目标人群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 ”，不超过7550人。

对这7550人的名单，联通对质疑的声音需要给予交代。

2018年1月15日、16日，中国联通内部分公司员工相继接到员工持股通知，“为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吸引和保留核心关键人才，实现国有股东价值、公司价值和员工个人价值的统一”等。

此前，中国联通表示“对首期限制性股票拟授予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已经有多家分公司就持股员工名单进行了公示。

“持股人员普遍是处级，包括副处级在内的领导。”中国联通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近期，持股人员刚刚签完相关协议。”

记者了解到，持股人员获得股票具有诸多限制性条件。如，未来三年集团业绩、公司业绩以及个人业绩都需考核合格，才能最终实现股票增值等。

通过中国联通某分公司的持股比例计算，在本轮员工持股改革中，约有4%的员工将获得股票。

其实想真正拿到这些股票，持股员工的业绩压力非常大。

公告称，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10年，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有效期为60个月，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生效。其中，前24个月为禁售期，激励对象通过激励计划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满后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解锁期至少为36个月。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限制性股票的价格折扣与业绩条件的达成难度直接相关。在某一解锁年度内，只有当全部业绩条件达成才能解锁。如果没有达标，则面临无法授予或者解锁的风险。

不仅仅锁定期内个人业绩需要达标，所在公司的业绩也需要完成，即所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增长率三个指标需要同时满足。

在完成这一系列内在改革之后，1月23日，中国联通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成员拟由7名扩大至13名。这13名拟任的新董事会成员中，有8人为非独立董事，他们分别是王晓初、陆益民、李福申、尹兆君、卢山、李彦宏、廖建文、胡晓明。

2月8日，中国联通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股东大会上透露，“与BATJ沟通的时候，问过他们三年锁定期后会退出吗，他们都说进来就是要做长期投资。”

“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推动混改，2018年中国联通发展会有更多亮点。”王晓初表示。

（索寒雪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