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丹

ID：BMR2004

“在现实中，所有人都不是生活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描述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实际域境之中，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映射下的某个局部世界里。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商域’之中，他们的各种感受和行为方式也都形成于特定商域，而不会有抽象人性所决定的抽象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性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的区域领域。”

在“金碚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作30年暨经济学新范式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金碚如是说。

金碚指出，经济理性的价值标准在改革开放阶段发挥了很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当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经过之后，仅仅依靠经济理性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解释力已经很不够了。如果经济学和管理学不能与时俱进，贴近现实，提供思想养分，实践者们终将陷入困惑。

基于此，金碚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后认为，当下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空间可以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视角来观察和刻画，这就形成了经济学的学术新范式：域观范式。

在《新盛时代，本真复兴——金碚新论集》中，金碚提到，现代经济诞生于18世纪，一般认为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为标志。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受艾萨克·牛顿爵士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在学术范式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发展起来的，即有意无意地将经济体和市场体系想象为某种程度上同牛顿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相似，终而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体系。当时的自然科学也产生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其中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理论对经济学发展也有所影响，但远不及牛顿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深刻。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以至表达方式都倾向于希望按照学术体现逻辑一致性的思维，形成抽象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其逻辑起点就是从假定经济活动的“原子”出发，视其为最基本的“微观主体”。直观地看，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自然人或企业，所以，现代经济学首先要对人的行为作出基本假设。这样，经济学的观念就基于个人主义之上，即假定人的行为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而假定，这样的原子般的微观主体可以自主决策，而且在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的如同空盒子般的牛顿空间中自由运行，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而其实际含义则是，假定微观主体的活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经济学的宏观范式，则假定各微观经济活动的个量都是同样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表现，因而是可以加总的。

实际上，从19世纪末以来，“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遵循“假设-推演”逻辑的方法论，刻画出一个形式精美而没有历史过程的抽象图景。而且，还以为那是其科学性的表现，既具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可以实现方法的计量化。

在金碚看来，“微观-宏观范式”实际上是试图构建一条捷径，直接通向一个完美世界：均衡、最优、充分就业、福利最大化等经济表现，都可以存在于一个逻辑自洽的学术体系中。而且，可以用非常精确、没有意涵歧义的数学方式进行定义、推导和描述。

这样的范式结构成为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后，经济学的高深研究成果就变得力图从基于假设的“建模”，通过“推演”而获得“结论”。而当真的需要观察和研究现实经济及解决问题时，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却显得缺乏可应用性，也缺乏预测力，甚至连重大经济危机也往往无法预见。

“这毕竟是一个假设的世界，它越高级，越具有形式的精致性，就离现实世界越远：似乎进入了殿堂，却不再关注现实。”金碚说。

金碚曾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维注入了经济理性，即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原教旨价值观，抽象掉了所有的价值文化因素，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经济理性”，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抽象逻辑。但现实世界的发展并非如此。

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理性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倾向，即目的与手段的反转。收入、财富等成为“经济人”最具显示性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而真正的有用之物反倒成为获取和积累个人收入和财富(物质的和货币的)的手段。在这一目标下，经济学假定只有自私的人和自利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而自利性就表现为个人收入或财富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但在现实中，极端自私的人和企业实际上是难以被接受的，因而往往是严重缺乏持续竞争力的。

而且，“微观-宏观范式”假定，“经济人”具有精于计算的能力，必须将收入和财富等工具性目标抽象化为可以货币计量的数值。这样，“经济人”行为就被抽象化为“贪婪地”和无限地追求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很显然，这样的假定是非常任意和武断的，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抽象“经济人”。

可见，传统经济学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了本真价值理性。

例如，按照经济的工具理性思维，世界上不同国家进入工业化以后，发展路径应该大同小异，而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也都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金碚认为，这说明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金碚曾对《商学院》记者表示，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多样丰富的经济生态中，制度设计不能一味追求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优胜劣汰法则，还要注重公平、绿色、共享等本真价值。不能是赢者通吃，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界中的竞争结果也不是赢者通吃，而是多元共生。所以，现实中的经济竞争结果也会是多元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多种企业类型及经济形态的共存。

“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是否能解释世界，即经济学是否可以成为科学，也存在长期的争论。经济学的形式化、数学化和过度抽象化因而越来越远离现实，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许多诟病。”金碚表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真实世界了。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金碚提出了经济学的学术新范式：域观范式，进而提出了“在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引入‘域观范式’，可以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架构。”通过引入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因素，以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

金碚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建立在理性人假定之上，不过，很显然，现实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理性人组成的世界。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有的相似性明显，有的差异性极大。“经济学既要承认人的行为的相同性，也必须正视人的行为的差异性。”金碚表示，“如果将行为相同性较强的人群活动空间定义为一个‘经济域’，并承认经济空间区分各个不同的‘经济域’，就可以为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奠定更可信和坚实的逻辑基础。”

在研讨会上，金碚向与会者表示，在现实世界中，不仅人的个体差异巨大，而且处于不同国家、地域、领域以及各种可以成为“域”的情景中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也就是说，经济世界并非唯一“常态”，而是多种“常态”共存。现实中的人是“复合人”，而非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的，以追求私利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济人”。人的交往和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中发生的，这些制度条件决定或影响着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行为秩序。总之，复杂的现实经济空间具有“域”性，即分为不同性质或特征的区域、领域。因此，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经济域”即“商域”形成的复杂多维空间。

“经济学要进行研究，就要识别不同的类型。比如，我们要研究企业，不能讲凡是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而是要先识别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特征。第二，既然有不同的‘类’，那么，类与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并非微观经济学想象的那么一种抽象。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它是三个文化不同的‘域观主体’之间的关系，而非微观经济学所能刻画的。”金碚说。

金碚认为，经济活动必然受价值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且，价值文化还会影响制度形态和秩序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按照金碚给出的定义，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以“域观范式”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可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即商域经济学。其中，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是商域经济学最基本的学术特性。

“这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经济学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金碚介绍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仍然可以追求‘均衡’状态的‘最优’（或最大化）为逻辑指向，而域观经济学则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

事实上，在经济学、经济史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做出过很大努力。“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将包括产权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国家体制在内的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中，而且特别关注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区域及国家间制度差异和经济关系的演变，导致国际竞争，进而促使各国进行制度变革。”金碚举例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对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研究也超越了经济理性，他研究出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即‘道德力量调节’或‘文化调节’。他认为，‘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或者经济形势下都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政府调节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调节来配合，无论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金碚指出，中国独特的国情助推经济学范式创新。域观经济学范式的行成和发展也最有可能发生于中国。中国经济的域观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和发展过程的商域丰富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粤港澳、京津冀等。“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决定了中国同西方国家永远不可能趋同，将永远是人类发展中域观特色各异的不同经济体。中国独特的国情，可以为确立域观范式做出独特贡献，使人类各国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

金碚也坦承，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个维度去观察和分析经济活动是个全新的视角，在学术上有相当的难度。“是一个既有广阔前景又很有挑战性的新学科方向”。金碚表示，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进行域观经济范式及商域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希望企业家们的参与，因为他们是实践者，而理论根则植于实践。金碚告诉《商学院》记者，“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不同企业的商业思想各不相同，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如果企业家能从三个维度来总结和反思他们所亲历的商业实践，一定会更有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商学院》杂志总编辑。“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发起人，创办了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该刊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系统评为代表中国人文社科最高水平的英文期刊之一。

（文章来源：《商学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