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6米，这是嘉吉中国区总裁刘军今年目前所登山峰的最高峰值。

九月，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他将赴西藏，第一次挑战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洛堆峰。这将是今年他攀登的第三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

“我登山的心情是这样的，从出门的那一分钟就后悔，这怎么能爬上去？这么远、这么累！风吹雨打的晚上睡不着觉，还有高反。但是大家下山后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什么时候再登下一座？这个过程有点像吃辣椒。”

刘军皮肤黝黑、精壮，透着登山家特有的肌肉紧实感。每次登山他都在第一梯队登顶。有一次登顶后，他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人才陆续抵达。

他的办公室里铺着一条迷你高尔夫赛道，球具放在赛道边上，桌子的边角放着哑铃，然而桌面上并没有枸杞和保温杯。

极限登山运动异常艰苦。自从开始尝试这项运动后，刘军就被迫自律，每个月都要完成规定的训练量，一个月至少跑80km～100km。“我的训练不均衡，上肢和核心力量不行，还需要更全面地训练。”

在刘军的影响下，公司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爬山。今年5月，有18人一同赶赴哈巴雪山，全都完成了登顶，连导游都忍不住赞叹。为了实现攀登目标，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勤奋锻炼，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体重愣是从两百斤减到了一百六七十斤,生活面貌为之一新。

登山运动的“副产品”就是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这对一个企业的CEO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刘军出生于1960年代，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也是负重而行的一代。“我们这代人相对特殊，从小肩负着改变生活的责任，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父母和下一代，所以吃的苦相对多一些，而承受的压力多来源于责任。”

1998年，刘军考上了美国沃顿商学院。然而两年5.2万美元的学费在当时可是“天价”，他的月薪才区区200元人民币。为了读书他找亲戚举债，“当时没有人认为通过读书可以把这笔钱赚回来，亲戚给钱的心态就是权当送我了。”

在努力改变自身境遇的路上，刘军是从“负翁”开始的。

出国时，他携带的行李有81kg，而他的体重才50kg左右。行李中有菜刀、面板……凡是能带的都带上了。校内宿舍要花800美元一个月，他就在校外找了一间300美元的屋子，为了租到便宜的住所，他把鞋底都走掉了。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都有别样的精神支柱。那时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多于对物质的渴望，人们读朦胧诗，追海子、北岛、席慕容，读康德，谈黑格尔，热议尼采，物质虽然贫乏，但是精神却被灌注得结结实实。刘军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精神支柱，就像不可能让这一代的年轻人放弃追星。”

虽然物质匮乏，这一代人精神上都在热切期盼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因为都穷，彼此间的差距不大，所以能够平等相待，外部的机会也更多；而现在的年轻一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虽然物质上不缺，但是面临着各种有形无形的竞争。刘军说：“客观地说，我没有经历过异常穷苦的阶段，毕竟在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还能借到钱读书。”他认为，财富的作用是让人拥有自由，买菜自由、吃饭自由、教育自由以及住房自由，这是最大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一个人从分文不名到拥有一百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差别，从一百万元到一千万元也会有差别，但在饱足之后和拥有亿万资产前，生活是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的，拥有上亿元的资产更是消费不了。“财富可以让人有更多的选择，不得已而做的事与有选择而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有时财富的确会提供一些便利，让你省下时间做愿意做的事，但我认为用命来换钱是不划算的事。”

刘军成为第一代职业金领，离不开时代造就的机遇。从他上小学那个时期开始，社会渐渐步入正轨，随后一路顺利地升入了中学和大学，“这个时代的‘饼’在不断做大，社会也日益开放。在一个上升的社会，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成功，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竞争比我们那时要激烈。”

在中国社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勇于闯荡的人可能财富积累得更快一点，因为早期所受到的约束比较少，而越理性的人顾虑会越多。

刘军一直觉得房价超高，总认为它应该回归理性，现在看来如果在这个时代没有买房，从投资角度肯定不算成功，但是反过来因为不炒股，所以在股票和理财方面也没有“踩雷”。他认为，相对保守是他这一代人的缺点，因为经历过贫苦的生活，所以在风险的承受能力上比年轻一代差一些，创业的积极性也不高，担心一旦失败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创业的前提是得真心喜爱、没有负担，即使创业失败了也不会影响生活。”刘军是金融和财务专业毕业，财富观更趋向于保本、稳定收益，希望把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当拥有了住房之后，财富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保障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人医疗无忧。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让人突感意外。一个是左晖，他大概比我小一两岁；一个是于月仙，她大概比我小3岁。”对于这两位同龄人的突然离世，刘军很是惋惜。

高层管理者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嘉吉中国有一万多名员工，企业经营的好坏会影响员工的生活，领导者要对得起员工的信任。刘军说：“很多管理者经常睡眠不好，这跟精神压力有关。现在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比较大，疫情也让原来习以为常的事变得更加宝贵。”

刘军有时看上去很“闲”，可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动。CEO的压力来自于竞争、政策变化、各种突发状况等等，如果职业上想进一步发展，还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焦虑。“人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中，CEO要协调、解决各种矛盾，而不是成为别人的问题。”

相对而言，职级越低承受的压力越具体，需要承担的后果也越小。成为总裁，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影响几十人、上百人的生活，甚至可能造成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损失。反之，做到高层时，你所拥有的资源和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同。刘军说：“这跟爬山一样，很难讲到底是爬泰山快乐，还是爬珠峰更快乐，付出的代价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同，肯定是越往高走路越难，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压力越大，刘军越是关注健康。人到中年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也是收入最高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加强对健康的投资，能够延续个人的职业价值，和年轻时相比获得的健康回报更高，是最划算的投资。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军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与日俱增。体育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性格养成、团队合作、身体健康……回忆读书时期，他记不得哪次考试考了第一，印象深刻的反倒是哪次运动会跑出好成绩，或是当年参加合唱时的细节，“一个人真正值得回忆的不一定是当初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自从三年前刘军开始进行登山训练后，他坚持有规律地跑步健身，成果是一次次顺利登顶的同时，高血脂和脂肪肝没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人始终是与潜在疾病共存的，免疫力强就能压制疾病，很多情况下，免疫力减弱是由压力造成的，锻炼减压，对预防疾病也有一定的好处。”

健康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延缓衰老，让生活状态变得更好一些，刘军说：“等我们老时，养老资源可能会非常紧张，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经过锻炼，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要比现在的物理年龄小十几岁，对此我是有把握的。”

孩子出国留学后，刘军被同事戏称为“空巢老人”。

突然之间，他要开始面对养老的问题。无奈，但也不得不做筹划。

“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在他看来已然过时，年轻人有自己的广阔天地，长辈不该“拖累”孩子的梦想。

从一个人60岁退休算起，如果平均寿命在八十几岁，今后20多年的养老大部分需要依靠以往的积蓄，而这段时期往往是医疗花费的高峰期。鉴于现在医疗系统的覆盖面，很多人的积蓄大多消耗在医疗上，一场中型病花费三十多万元很常见，重症一百多万元，很多人因病致贫。眼下的积蓄能不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医疗，这是最大的挑战。

有一年，刘军两位家人因为重大疾病入院治疗，家庭一下子就面临着财务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这使得刘军更加重视健康，通过体育锻炼来加强预防。“癌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难彻底地防治，但很多人出问题是由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运动可以部分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

人老之后还会遇到肌肉萎缩的问题，容易摔跤。一旦活动能力下降，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老年如果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缺乏生活质量，对自己和他人可能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现在人到老年，生活已经不是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老人的精神寂寞。“父母需要看到儿女，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需要与人沟通，否则会郁闷，这是老人最大的需求。”因而，刘军再忙，每周也要抽时间回到父母家吃饭，陪他们聊天，讲点新鲜事。“我不太能接受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中国目前的养老系统还有提升的空间，在父母身体状况还健康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请保姆来照顾老人。”

在刘军看来，赚钱很必要，至少能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健康不一定能用钱买到。“如果你能提早重视个人健康并付诸行动，这才是最值钱的投资。随着年龄的增长，潜在价值会越来越大。身体好了，精力旺盛，工作状态也好。国家也提出要保障全民身体健康，开展素质教育，这是大势所趋。”

刘军对儿子的期待是健康，能够养活自己就好。他担心的是，孩子从小衣食无忧，很难有做事的驱动力。

在教育方面，刘军希望孩子能全面发展，保持个性阳光、开朗，于是他选择了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快乐教育并不等于放任，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学习发展。在孩子的金钱观塑造方面，刘军认为，给孩子的钱够用就好，但是要加强引导和教育，要让他理解创造财富本身也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希望未来他在暑假能出去体验一下，让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这样才能知道怎么花钱。钱并不是越多越幸福，如果没有驾驭钱的能力，生活不一定有多幸福。”

刘军认为，一个人掌握了和他年纪以及实际能力不相符的财富是件很危险的事，其中就有很多负面案例，因为钱来得太容易，又缺乏理财能力，所以很多国外的家族企业采用信托的方式来管理财富，这种方式相对成熟。在考虑到财富传承时，刘军认为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会相对更有保障，让孩子只拿固定收益，这样能让财富留存的时间更长久些。“我觉得将来随着中国财富的增长，这方面的金融服务会越来越成熟。国外有专门的财务顾问，有家族办公室、信托基金来帮助高净值人群理财。在中国有一部分人群已经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刘军的人生发生转变的重要一刻是在儿子出生的瞬间，“以前更多地是为自己活，但是他出生后就多了一份责任，这是本性。看到他时，我甘愿为了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儿子出国前，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儿子，他带着孩子爬山，体会极限状态下的愉悦，还经常一起出去吃饭谈心。“中国人对家庭、对亲人的观念在逐渐加深，以前为了生活而打拼，对财富和物质看得比较重，现在更为重视家庭和亲情。”

不仅是个人在改变，企业的理念也在变革之中——更加注重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平衡，不为财富而牺牲价值观。

一个和谐的家庭对于CEO而言尤其重要。刘军很感谢太太这么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多亏太太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我才能出差无忧、安心工作。”

一个人在工作中打拼相当于是在前方“打仗”，自然希望后方安宁，给前方提供资源和支持，“所以，每个人的成功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大力支持。女性领导者的挑战尤其大，通常人们认为女性在家支持是天经地义的，我认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领导者，要取得事业成功，都需要一个平稳和谐的家庭环境。”

刘军平时早上七点多到公司，下午准点下班，晚上有时也会开全球会议。“我不是起早贪黑工作的人，至少不会让人看起来很辛苦，但我是个注重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人，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职级后，工作质量不是由工作时间长短来决定，而是由做了什么事来评判。”

一个领导者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关键是要区分出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CEO的工作和生活的质量还取决于下属的能力。如果更早一些花精力培养下属，让他们成熟起来，我就能尽早被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所谓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刘军说，“不要把成功变成自己身体的敌人，也不要让成功过多依赖于团队领导个人的能力。如果下属的成长速度不能与你保持一致，你的压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培养一个强大的团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