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企业管理，国内的企业管理理论大多是“舶来品”，比如6W2H法（即八何分析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地、如何、何量）、SWTO分析法（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等。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国家体制和发展环境，中国企业在应用这些管理技术时，是否能够应用到位？

“管理无国界之分，所谓的管理理论就是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就是有用的管理理论。”这是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吕峰对企业管理的认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基因的传承里学习与摸索了哪些成功的管理实践？中国深厚的文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哪些指导意义？中国企业管理还有哪些路要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企业管理的灵魂，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周易建立了天地、社会和人的三维模式，在周易宇宙架构上建立的周礼成就了周朝的八百年兴盛。此外，《诗经》《礼记》《论语》《孟子》等文献也都对当时或后世的国家治理起到了指导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些思想也在我国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得到接续。

“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学方面凝聚了众多古人的智慧。”吕峰表示，中国历代都很重视人才的任用，自夏商周时期开始，尤其是到春秋战国以后的大争之世，人才的任用往往事关一个朝代的兴衰，比如《诗经》有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三国时期，曹操更是求贤若渴，曾三下求贤令，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召唤。此外，唐朝贞观时期的盛况也得益于唐太宗“驱驾英材，推心待士”的用人政策。随着我国对人才认识的不断加深，隋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此后，科举制存在了1300年之久，为现在的教育制度和人才管理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领导学方面，我国最早的教科书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录了春秋战国至宋朝建立之前共1362年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帮助王朝加强统治。此外唐太宗虚心纳谏、刘备三顾茅庐等案例，都体现了早期最高权利者的领导方式以及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在这些历史文化的自然重陶下，中国管理借助西方分析式思维和已有的管理模型得以不断优化。

中国的企业管理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理论的碰撞下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管理者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各种管理理论。

然而，每个理论都有其适用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有些可能已不适用新时代企业发展的情景，吕峰以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为例指出，五力模型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距今已有40年左右的历史，五力模型的应用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因为，今天的组织正在势不可挡地通过赋能、生态、无边界组织等形式创新经营，基于竞争的战略思维模式，五力模型已经不能解释和指导目前以及未来企业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行为。

所以，企业管理要重新思考五力模型。一是以供应链为背书，价值节约（供应成本影响产品的最终成本）和价值增强（公司产品的功能实现或核心价值）成为供应商影响价值创造的两个主要模式。为了保证上述两种价值创造方法的实现，公司要与供应商进行更深入的链接。二是替代品的迭代出现加速了产品进化，替代产品倾向于使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来满足消费者的相同需求。他们可以相互学习，生产出适合客户消费习惯的产品。三是客户在产品开发中的角色和介入状态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公司在建造生态系统时，应该将客户当做企业实现价值的最好伙伴。四是拥抱竞争对手，由于各个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分布不对称，同行之间应直接相互协作，提高消费者利益，甚至使竞争对手的产品变得更好。五是拓展潜在进入者，一个行业潜在进入者的状态决定了这个行业未来创新的可能性。

既然我国企业广泛应用的管理理论在当前时代已经存在局限性，那么，我国企业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

吕峰表示，当前我们处于VUCA (volatile、uncertain、complex、ambiguous）时代，这是一个被描述为脆弱的、不确定、复杂的以及模糊的时代。企业可能会面对一个更广阔更长期的市场，但同时也需要领导者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此外，在一个竞争加剧的环境下，面对考验的不仅仅是领导者，而是整个组织，企业需要打造一个韧性组织，根据市场定位，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培养成本与风险可控下的创新能力，服务好消费者。

吕峰还认为，在VUCA时代，企业面临的挑战大多来自于不合理的欲望，只有制定合适的目标，做好管理基本功，才能让企业更好地生存下去。

最后，他对中国企业管理提出以下提醒与建议：一是，企业在使用管理方法时要非常谨慎，没有管理方法会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是，任何企业管理方法需要管理实践反复检验，比如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某一企业成功的管理方法未必适用其他企业，而且在其企业内部也需要不断检验。三是，企业在强调管理方法的同时应更好地践行企业长期遵循管理理念，比如友发钢管坚守的“利他”的管理理念，腾讯坚守的“科技向善”的理念等，只有坚持正确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才可水到渠成。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3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