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南集团到维达力，这一家族企业是如何从小小的表厂发展为全球领先的PVD表面处理和玻璃深加工科技公司？在将近90年的发展历程中，该企业是如何穿越经济周期的？企业的韧性基因又是如何一脉相传呢？

文｜钱丽娜

ID | BMR2004

1935年，香港中南集团（以下简称“中南集团”）创立，创始人庄静庵从表带业务起家，发展出表带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物理气相沉积）镀膜业务。随着PVD镀膜技术的发展，维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达力”）逐渐从中南集团独立出来，成为全球PVD表面处理和平板玻璃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目前家族企业已传承三代，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企业文化与技术路线，家族成员亦是在新老更替中有序传承。

从中南集团到维达力，这一家族企业是如何从小小的表厂发展为全球领先的PVD表面处理和玻璃深加工科技公司？在将近90年的发展历程中，该企业是如何穿越经济周期的？企业的韧性基因又是如何一脉相传呢？

初创时期的香港中南公司（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前身），主要业务是表带镀膜、链子等手表周边业务，只能算是小本生意。但在发展过程中，庄静庵看到了钟表行业的商机，并从生产表带开始了这一行业的摸索。由于中南公司生产的表带质优价廉，很受经销商们喜欢，生意规模越做越大，甚至销售到了中国内地。在20世纪40年代，庄静庵在销售自家表带的同时，开始从瑞士收购钟表销售到东南亚，50年代，他已经成为了中国香港最大的钟表经销商。

1950年代，中南集团转向组装瑞士钟表，此后拿到瑞士手表品牌的经销权，一举奠定了其在香港手表业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中南钟表转向出口业务，随着1976年石英钟产品的诞生，中南钟表的海外订单激增，使其成为香港当时最大的钟表商。此后，中南集团顺着钟表业务，开始了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南集团通过引入表面处理及MIM技术，做手表电镀，扩展钟表部件的生产，提供高增值外观及精密零件。但这项技术的主要工艺是将需电镀的产品放入化学电镀液中进行电镀，污染严重，并且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和水，可选镀层材料有限，表面处理效果不佳。1991年，当行业普遍还在使用上述技术时，中南钟表放弃了这项技术的使用，开始应用半导体PVD，这是一项在真空条件下，用物理方法使材料沉积在被镀工件上的薄膜制备技术，用来处理金属零部件，这是该技术首次应用在外观零件上。

20世纪90年代，中南集团开始发展纳米复合涂层专利技术，该技术可转换其他涂层的特性。此后，集团为配合金属加工能力，减少使用化学药剂及对电镀的依赖，开始对薄膜、粉末冶金及金属注入技术的发展及商业化进行投资。

1999年，诺基亚功能手机塑料外壳升级为钛合金，PVD膜层凭借更良好的使用体验，进入诺基亚供应链，由此PVD镀膜业务进入十年大发展期。此后中南集团进入多个3C头部品牌供应链，开启了第二个快速发展的十年。

这十年，维达力从表带镀膜技术的研发制造切入，逐渐深耕，跟踪全球镀膜领域的领先技术，成功把PVD技术从半导体领域应用到金属镀膜领域，并应用在智能手机等3C行业。未来十年，维达力将致力于成为多领域的“隐形冠军”，希望在十年后，总结维达力时能够是金属PVD领域、玻璃PVD领域、塑料PVD领域、玻璃成型领域、汽车电子领域、电子器件领域的隐形冠军。

中南集团积累了一系列技术之后，于2006年成立了以科技材料、精密工程技术为平台的中南创发集团，专注于镁铝合金、陶瓷、玻璃、不锈钢、触摸屏、钛金属材料、高级钟表零件等业务的开发，成为国际著名手机品牌和3C品牌的重要供货商。

中南创发集团旗下拥有维达力、昶联金属材料应用制品、中南机诚精密制品等多家企业，其中维达力主营PVD表面处理及电子玻璃盖板业务，已在赤壁、深圳以及韩国龟尾与越南北江等地拥有多个现代化工厂和研发生产基地。2015年起至今，维达力PVD技术已经面向更加智能化的终端、更加多样化的膜系以及更加多元化的基材。

家族第三代成员、维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圣楷说，中南是一个大集团，当每家公司的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独立出来。如今维达力在镀膜技术上的成就与中南集团的业务发展一脉相承，独立之后，公司凭借技术优势，进一步拓展了其业务领域。

作为全球知名手机品牌的供应商，品牌方经常会来了解供应商在研发哪些创新技术。品牌方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要求，会在各供应商之间做一个平衡，因此在供应链体系中的供应商，常常面临着不进则退的风险，要前进，就必须“创新”。

“当客户要求高时，供应商们常常会很沮丧，但我们的原则是不埋怨，而是把客户要求当成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同行在埋怨，而我们做到了，这就是机会。”庄圣楷说。比如近来有客户提出，要求手机外壳电镀实现防划伤功能。维达力不仅成为这一技术的发明者，还主导了这一技术的商业化落地。

维达力将创新分为三类。一类是本质性创新，即从无到有，从0到1，引领行业；第二类是开放式创新，即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技术研发升级，助力企业－地方相互促进；第三类是破坏式创新，即从技术本源出发，改写行业成本结构。

这些“创新”的表现已经内化到员工的行事准则中。工程师们不断地思考什么是行业里没有做过，但有应用机会的技术，团队有时也会尝试一些更为超前的研发。庄圣楷说：“这些技术就像藏在口袋里一样，需要哪个就拿出哪个，这是我们的优势。有时客户需要一项全球都未曾使用过的技术，有时他们要求与我们共同开发，这些我们都能满足。我们的研发能力强，也是源于我们与品牌方的相互学习。”

持续优化在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一种机制，维达力的创新之力遵循三条原则：不盲目接受现状，坚定创新，引领行业进步；分析现状的不足，结合自身找到创新破局点；坚持创造价值，不因困难而放弃初心。

公司的产品展示厅内，有一个一体成型的手机玻璃后盖，工作人员将其称为“5曲面3D玻璃”，这是一家美国手机公司设计的前卫概念机。一体成型的玻璃背板不仅有更好的防尘性和优良的防水性能，而且手感和外观也更漂亮，很受高端手机品牌的青睐。但是，这一工艺难度远超塑料背板，业界目前有企业正在尝试，却只能实现二维小弧度边角。

庄圣楷说：“我们的工程底蕴不只是发明新技术，而是在发明后把技术落地，在落地的过程中还能保持产品的良率，这才是最强的能力。只做几个精密件并不难，难的是在大批量生产中依然保持稳定的良率。”为此，维达力不仅研发新技术、新工艺，还自行研发与新工艺适配的设备，这样的设备在维达力工厂中占到一半以上。

“取缔浪费”是维达力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有些手机的玻璃背板会有一块隆起，如果采用一次成型，再雕刻去除多余的玻璃，浪费极大。在“取缔浪费”的原则下，维达力的工程师换了个思路，先制造出薄背板，再采用局部堆叠的工艺实现对厚度的要求。从某种角度来说，维达力是因“取缔浪费”的概念而成立的，良率提高1%就能节约大量的材料，资源节省1%，效率提升1%，都是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这一价值在不同年代，随着技术成熟度的不同而不同。

庄圣楷在深圳宽大的办公室，一年之中有两百多天空置。自然而然地，同事们就把这间办公室当成了会客室。

在这两百多天里，他在湖北赤壁与工人们一同艰苦创业。维达力在这里投下100亿元的重资，将分五期建设电子玻璃工业园，生产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用盖板玻璃和车载电子玻璃产品。从2015年至今，项目第五期已基本建成，企业总部也从深圳搬到赤壁。

庄圣楷是2014年进入公司，虽然任职董事长时年仅34岁，但他早已对业务驾轻就熟。他能顺利接班，与父辈和祖辈创立的家风和企业文化不无关系，这使得企业在代际更迭时较为平稳。

某种意义上讲，中南集团的企业文化与创始人庄静庵的为人处世不无关系。1934年，庄静庵从潮州奔赴香港，以小本生意起家，在收入有限之时，仍时常接济老家的亲邻故旧，待事业有成之后，他更是施米广济灾民。庄静庵的乐善好施与对他人的关怀渐渐地成为企业的行为规范。

20世纪50年代，香港钟表业迎来大发展，中南钟表公司发展为规模不凡的公司，祖父不仅实现了这个愿望，也将珍视员工的文化就此烙印在企业的价值观和家族的价值观中，代代传承。

务实、低调、尊重、言行合一，家族中长辈的行事方式，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下一代的观念和意识，日久便形成了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

家族企业与普通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涉及的利益诉求和治理更为复杂。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戴维斯提出过著名的“三环理论”。“三环”分别指企业、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和家族。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重叠，从而形成了7种可能性。考虑到7 种可能性下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引发的家族矛盾及其治理就变得更加复杂。

“三环理论”清晰地勾勒出家族对企业和股东的影响。通常家族治理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偏软性的方式，如建立家族宪章，进行家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等；另一类是偏刚性的方式，如建立股权治理架构，成立家族信托等，在相应的法律框架下操作。相对来说，东方文化更多地是从精神层面入手进行家族治理。虽然庄氏家族没有家族治理宪章，但是家族成员沿袭了一代创业者的精神，并且成为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文化。

庄圣楷进入公司的第一个岗位是品管部，在这里，他跟着老员工，从机床的开机、操作学起，之后做品质优化、模具设计等业务。下班后，他约同事们吃饭，主动融入团队。很快他就摸清了整个生产流程，也了解了每个人的能力所长。不久后，他便主导了一项流程优化工作，将两次成型工艺简化为一次成型，提高了效率。“团队的厉害之处是有默契，谁发现问题谁来解决，而不是由管理者提出。在改进的过程中，大家相互配合，知道谁是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庄圣楷说。

在赤壁工厂建设的同时，维达力也给员工建造了“人才房”。庄圣楷说：“我们常说安居乐业，深圳虽然城市资源多，但生活费用也高，买房比较困难，而赤壁是一个安置员工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为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做配套，解决他们的基本需求。”

2020年，武汉暴发新冠疫情，赤壁的生产基地到武汉仅两小时车程。危急时刻，员工们组织起来想办法支援园区的建设和生产，这股自下而上解决危机的动力也显示了企业内在的韧性。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