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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名列金牌榜前三名，中国队的整体奥运成绩依然优秀，绝大部分队员也是拼尽全力、力争上游、为国争光，里约奥运的中国方阵仍在紧张的竞技状态，最放松的其实还是这届观众。

尤其是有前两届奥运会“金牌拿到手软”打底，比之过去，目前唯金牌论在观众这里已经没有市场，对运动员个人魅力的追捧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对金牌的渴求。从体育审美角度说，奥运大餐的吃法已呈多元化趋势，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体育竞技本身来说，一种相对宽容的民众心态正在成熟，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点赞率很高的网民看法都颇具大国风范，不再苛求运动员拿金牌，令人欣慰。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国已经是堂堂正正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这样的竞技实力和民众氛围，应该是推动体育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

什么是“举国体制”?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攻坚，争取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夺取更多奖牌。这套体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显现出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过去，中国竞技体育的兴盛，秘诀即在于此。可它的成本也是高昂的：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有人算了一下账，中国队的每一块金牌成本高达几亿元人民币。这种算法当然不全面，但也反映出举国体制之“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退役运动员累计有30万人。然而举国体制下无可避免“重体轻教”的尴尬局面，不利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是：小学8.53%，中学37.32%，高中、中专33.59%，大专18.54%，本科1.72%。

举国体制下的游泳少将

早在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充分体现了体育的目的、目标和本质功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民健身”。

从举国体制到全民健身和商业体育，固然无法一蹴而就，但无论从运动员还是从普通民众来看，趋势已经显现。这样的改变可以逐渐分类分步实现。举例来说，一些群众基础好的项目，通过市场化机制，有可能办得更有活力，最主要的还是能够为国家节约人力财力，体育管理部门也可以从繁重的工作任务中抽身，留出一部分精力推广全民体育。对于一些冷门培育项目，同样可以采取商业体育加国家扶持的模式积极探索，通过多种投资和经营，实现项目管理的良性循环。

此外，竞技体育的管理，或许还可以逐步由体育总局向教育部转移。如果能管理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有效解决高校学生学业与训练的矛盾，搞好大学生联赛，应该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体育人才的，而这种输送，是最健康也最具有再生能力的。

有关举国体制的改革呼声已有很多年，如果说过去尚属“时机未到”，那么现在从运动员、民众到体育管理部门，或多或少都感觉到了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媒体报道，中国奥运金牌的奖金今年大幅缩水，从伦敦奥运的50万元，下降到里约奥运的20万元，降幅达到6成。物价连年涨，奖金还大幅缩水，这说明管理者也在有意松驰举国体制的发条。的确，单纯靠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夺金，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只有全民体育发展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体育强国的中国梦。

（陶舜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