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未来合作的关键领域。中国市场为全球企业在数字化领域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德国企业在核心软件和工业装备、器件上具有优势地位，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市场，因此中德合作的持续、扩大和深化必须推进数字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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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基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中经传媒智库、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举办《中德“数字互信”》专家研讨会，共同就中德两国当下的数字互嵌状况和特点，中德经济合作上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推进中德两国的数字互信等议题展开讨论，进行思想的碰撞。

中德数字互嵌呈现什么特点？

研讨会上，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秘书长、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钟祥铭做了题为《大国数字互信系列——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以下简称“报告”）的课题汇报。这是大国数字互信系列的第一份报告，其中提到数字互信是全球数字合作得以达成的基本保障和关键基石。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德国在联通性方面位列欧盟第四位。另据2021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其中提到2020年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钟祥铭作的报告中指出，博世、西门子等大型德国跨国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重要的技术提供方，但德国整体数字化程度不及预期，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创新已成为中德两国合作的新亮点。

该报告指出，中国对德国的信任度极高，德企在中国的数字核心领域占重要位置。比如德国软件厂商SAP在中国超大型企业（年营收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高端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市场中占据超过70%的份额，这些中国超大型企业涵盖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商飞等央企、国企，涉及能源、交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ERP系统承载着企业核心的财务、物料、组织、流程等信息，是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的核心机密信息，而这些行业企业的日常经营已经与ERP深度绑定，企业的核心经营数据几乎全部存储于SAP的ERP系统中。

再如，工业软件（PLM/MOM/CAD/CAE）承载着制造业制造和研发过程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数据。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与CAE（计算机辅助分析）已被大量用于现代工业设计，支撑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数字化命脉，其软件系统承载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设计参数、设计图纸、知识产权等，直接决定这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与竞争力，也左右着我国技术自主创新、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安全。德国企业西门子在中国CAD与CAE软件产品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均为第二（16%左右）。在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软件系统领域，西门子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第一，超过20%。西门子的PLM产品在汽车制造、IT通信、半导体电子、工程机械等关键制造业产业被广泛使用，同时占据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涉及核心安全的行业。

此外，中国市场也是不少德国企业营收的重要来源。例如德国半导体公司英飞凌2022年在大中华区（含港澳台）实现的营收占其总营收的37%，超过在美(13%)、德(11%)、日(10%)营收之和；德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25%左右，2021年大众、奔驰和宝马在华销量占公司整体的30%~40%。

上述报告还提到，中国开放、便利、友好、包容的营商环境为在华德企提供了稳定的、值得信赖的投资选择。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上升至第31位。

但当下，中德的数字互嵌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关系。在华德企业务涉及中国诸多层面，深入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但中国企业在德国数字层面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普遍，除了华为5G、联想PC和移动终端等少数领域，介入并不多。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市场已成为众多德国企业营收的主要贡献者，如果中德不合作，波及的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一定会外溢和蔓延到各个领域，使德国失去中国市场，失去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数字合作是经济合作的延伸，更大程度的融合和紧密的互联才能抵御数字互疑。中德各企业和各层面都是数字互信的关键利益方，中德合作必须数字互信。

中德经济合作面临哪些挑战？

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贸易高度互补，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3年2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22年德国和中国双边贸易额为2979亿欧元，其中德国从中国进口额为1911亿欧元，德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068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德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2022年中德商品贸易额约为2986亿欧元，较2021年增长21%。中德双向投资存量超550亿美元。

钟祥铭所作报告指出，在中美竞争格局之下，欧洲原有的大国平衡战略不再能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德国出现不信任中国的苗头，德国一些政治力量围绕中德合作不断煽风点火，试图阻止中国企业在德正常经营与发展。例如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了《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

再如上述报告指出，2023年3月，德国主管部门给德国网络运营商发信，要求对所有已安装在网络中的关键部件进行检查。3月9日，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德国计划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及部件。事实上，德国从未检查出华为设备有安全风险；德国还考虑限制对华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倘若这项措施得以实施，将限制默克（Merck KGaA）、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 SE）等德国公司向中国出售部分半导体化学品。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对欧盟与中国“脱钩”的后果进行了推演，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即使欧盟建立起新的供应体系，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产出也会减少1%。如果按照2021年德国GDP来计算，德国将每年损失360亿欧元。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Ifo）公布的数据显示，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若中欧爆发贸易战，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德国承受的经济损失将是英国脱欧的六倍。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认为：“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升级到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绿色发展、低碳减排等传统经济板块升级过程中，中德都有着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工作要一步一步做，从哪儿开始？我觉得，数字互信就从‘问题清单’开始，找准当前两国企业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过机制持续推进，持续沟通。唯有此，中德乃至中欧的数字互信应该是有希望的。毕竟中国和欧盟、中国和德国之间没有‘老大和老二’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中德能够在数字互信方面完成一些机制对接，中德之间就不会在产业上脱钩断链，整个欧盟的脱钩断链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只有中国和欧洲的互嵌关系稳定了，美国的脱钩断链问题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德国作为欧盟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它和中国的关系会非常显著地影响到中欧关系。中德、中欧之间关于产业标准认证、互认方面有非常强烈的需求。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的网络立法中越来越强调诚信原则，这与德国的善意原则很相近，所以中德在数字互信上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数字互信的基础还在于中德产业和企业的交流融合。双方应该通过有效、持续的对话交流，逐步减少分歧点，以更快实现互信。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表示，数字互信未来会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制度，如果中德能够成为全球数字互信的最佳实践，可以为整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很好的样本。希望从中德入手，围绕中欧、中美，甚至包括其他国家，从基础理论、量化推演到技术和制度建构、全球推广互鉴层层深入。

如何推进中德数字互信？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全球知名半导体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芯片斗争”可能会给美国科技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他表示，没有另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

在数字时代，中国市场仍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如果无法获得中国市场，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全球化规模，并需要用更多时间在其他市场获取持续研发所需的大额投入，因此，没有抓住中国市场的科技公司只能成为某个区域性的领先者，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的领导者。

目前，中欧在数字规则和法规方面存在紧密合作空间。欧盟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数字规则和法规的合作将通过连接双方的资源和市场，惠及中德数字企业。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ISACA（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中国专家委员会主席陈钟表示，当社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之后，数字信任是基础，尤其是ChatGPT出来之后，伦理道德完全不能再靠人的耳朵、眼睛管理，使得数字互信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在中德“数字互信”里找到不失利益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下已有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2022年，大众汽车集团宣布旗下软件公司CARIAD与中国公司地平线（专注于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成立合资企业，加快面向中国市场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进程，大众汽车集团计划为此次合作投资约24亿欧元。

新能源汽车在数字化和脱碳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近年来已成为中欧的首要议程。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是德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及相关产业链扩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市场。

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智能互联网研究专家项立刚表示，中德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合作机会，比如在智能汽车发展中，具有燃油车品牌优势的德国汽车品牌现在在操作系统、智能驾驶、软件研发这些领域反而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很多德国车企开始在中国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寻求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所以未来中德双方可以实现共同研发、共同开发、共同认证，相互推进，形成一个独特的市场发展推动力量。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中德双方可以找到一些沟通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方数字互信和数字互嵌的达成。

推动数字互信，还需要考虑德国人的民族特性。中经传媒智库代表、《中经参考》主编杨品文认为：“从德国企业的特点来看，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因为德国本土腹地狭小，开拓外部市场是德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中国市场是德国企业很难放弃的，这是中德双方建立互信的现实出发点。从思维方式差异的角度来看，与我们偏好宏大叙事不同，一事一议、具体问题探讨更符合德国人的行事方式，因此在数字经济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基于小的市场框架里面谈数字互信更具操作性。”

总的来说，推进中德互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做，互联网发展资深专家、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原常务副主任胡建生指出，第一，从互信基础上去推动中德数字互信成为样板，要研究透问题，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第二，要开展系统的、长期的、深入的对话，不然很难形成共识，可以采用具体的方式，比如能否建立一个数字互信的组织、专门的会议论坛持续深入的推进；第三，可以分类推进数字互信，不要把数据安全和经贸扯到一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