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暑期，“文博热”持续在全国各地升温。要近距离触摸一种文明或文化，博物馆可能是最好的集纳之地。

艺术家陈丹青说过：“我上过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博物馆。”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各大博物馆都会积极举办展览庆祝这一日子。今年各大展馆也是摩拳擦掌，翻出压箱底的宝贝来“宴大宾”。波斯文物展、中法文化交流展在故宫博物院火热开展，一票难求。我拿着好不容易“蹲守”来的门票去看展，只听得一个小姑娘用稚气的声音问：“妈妈，这个瓶子这么好看，我们可以买走吗？”妈妈马上被逗笑，跟她解释：“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给大家看的，我们不能买走！”“不能买走，我们为什么还要看呢？”

小女孩的话看似天真，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人的普遍想法。中国古代有“博物”的概念却没有“文物”的概念，在中国古代人的认识中，古物就是“古玩”和“文玩”，是有归属性的私人财产，除了小范围内的互相交流，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展览性博物馆，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产物。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国的“博物馆”所走过的风雨百年。

西方博物学历史悠久，在古希腊就出现了博物学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相较于希腊哲学家关注抽象问题和对有神论的深信不疑，亚里士多德则更关注对自然的描述和解释。博物学草创期的另一中坚力量是古罗马时期的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老普林尼晚年致力于搜集各种文献资料，并将之集结成《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18世纪，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近代博物学开始兴起。在林奈（CarlLinnaeus）和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de Buffon）两位博物学家的努力下，博物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近代博物学基础。他们追求对自然秩序的理解，理解自然的关键并不是来自于宗教中的故事，也不是尝试与上帝相连，而在于利用博物学藏品，认真地研究、比较和概括。

随着探索发现的动植物及矿物越来越多，19世纪后很少有博物学家能够兼通动植物及矿物领域。博物学家有了自己研究考察的垂直领域，或是动物学，或是植物学，或是地质学。至19世纪末，随着专业化和分科化趋势的加强，博物学越来越体现出“业余”的味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开始大量建设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博物学也从一门学科深入走向了现实生活。

中国的“博物学”是一个舶来词汇，译自西方的“Natural History”，日本人最早将其译成“博物学”。1879年康有为编撰的《日本书目志》中载有以“博物学”为题的七种日本著作，并表示博物学有开发民智的效果。

不过很多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本没有博物学科，但有博物的观念，中文的“博物”一词最早来源于《春秋左氏传》，子产和孔子是那时著名的“博物君子”。孔子的博物思想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中植物和动物的名字随处可见，据清代学者顾栋高所著的《毛诗类释》统计，其中有鸟、兽、昆虫、鱼等共计136种，蔬菜、谷物、药物、花果等合计137种。

中国的博物学研究成果还体现在《尔雅》一类的辞书中，东晋郭璞为了注解《尔雅》耗费了十八年的时间。他认为，《尔雅》具有解释经义的训诂学（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意义和博物的作用，人们阅读《尔雅》之后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尔雅》的内容包括“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了“致知在格物”的理论，也就是对道的终极追求实际上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实物之中。在此思想的引导下，宋代博物学书籍大量涌现，比如宋代花卉专著多达40余部，这些花谱所涉及的博物知识十分丰富。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时任泉州知州的蔡襄还编了《荔枝谱》，系统全面地概括总结了前人和蔡襄本人对荔枝的科学认识及与荔枝有关的社会历史情况。

中国古代第三个博物书籍出版的高峰在清代，这与西学东渐的影响和全球化的趋势日盛有关。清宫制作了大量的博物绘画，尤其在康熙中后期乃至乾隆时期的18世纪，这当中既包括表现动植物的谱录类画册，也有记录皇家所藏古物的说明性绘画。清宫博物绘画中也留存了许多异域动植物的形象，它们多是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由于其珍稀性和奇异性而受到帝王们的重视。乾隆时期，清宫采用中西折衷的绘画技法描绘各类进献给清廷的动物，这些动物绘画也是皇帝统御四海的一种见证。

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曾指出，无论中外，博物学的起源应该是一致的：“原始的博物学是原始人民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自然知识，包括天文、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它是综合的，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操作，指导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博物学成了一种殖民化的行为。

随着西方博物学在大众中普遍流行，大量博物馆相继建立。根据相关统计，“到1900年时，德国已经有150座自然博物馆，英国250座，法国300座，美国250座。”来华考察的西方人也随着博物馆机构的扩建而更加活跃。许多西方人受雇于博物馆或私人团体，深入我国各地收集生物标本，将收集到的标本寄回各自国家以供展览或学术研究。巴黎自然博物馆收到谭卫道（英文名Fr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法国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的标本总计2919种植物，9569种昆虫、蜘蛛与甲壳类动物，1332种鸟类，595种哺乳动物，收到赖神甫（英文名J·M·Dalavay，法国传教士）的标本则超过20万件。博物展览与学术研究之外，更多的生物掠夺来自于出口贸易。随着武器、冷藏技术的不断进步，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剥削。

19世纪末，在欧洲等多国，女性时尚杂志如VOGUE和Harper's Bazaar的流行刺激了人们对时尚尤其是对鸟羽装饰的兴趣，女帽制作行业随之兴起，进而导致对鸟类皮毛的需求日益上涨，“美国仅在1913年一年就进口了价值600万美元的鸵鸟羽毛”。许多不法商人为牟取利益，不择手段地从我国输出珍禽羽毛、兽皮以及各种鸟兽。1890年，费史特兄弟二人在伦敦建立了联合冷藏公司（Union cold Storage Co.），主要运输冷冻食品。1907年，该公司在汉口创建了其在中国的子公司，即和记洋行。它在我国除收购物美价廉的猪肉、家禽、鸡鸭蛋等农副产品外，还从猎人手中收购大量鸟禽。据统计，到1909年春，便有包括285780只沙鹬、165216只野鸭、12122只野鹅、1584只雉及192只野火鸡出口。

在博物学纳入殖民话语体系之后，中国仿佛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观察和剥削的对象，它们不但从中国掠走大量的文物和书画，也带走了中国的物种加以陈列，成为其发现和征服东方的鉴证。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创建中国境内第一家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上海博物院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建馆活动虽有起伏但从未停止。

在自主自强和反殖民思想刺激下，中国开始了自主的博物馆建设之路。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jiǎn）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中提出“六端”之说，即从建筑之制、陈列之序、管理之法、模型之事、采辑之列、表彰之宜六个方面为拟设博览馆提出建议。因此，有学者称张謇是“我国第一位比较系统研究博物馆学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位提出重视和培养博物馆学的人”。在中央未批复的情况下，同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建中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他将南通博物苑的性质确定为辅助学校教育，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办苑宗旨。该建筑按博物馆的功能要求进行设计，初建时，藏品分天产（即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个部分，是一所集自然、历史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与自然类博物馆并行的文物博物馆，在中国兴起的时间稍晚，但更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进步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文物收藏者分两类：第一为皇室收藏，主要包括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书画等可供皇室成员使用、赏玩的可移动文物，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一定的实用性。皇室收藏为皇帝所私有，非权贵不得窥见。第二为文人收藏，他们还遵循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金石学传统，将金石类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此外，他们也广泛地收集书画、碑帖、玉器等项，此类文物多为私人收藏，往往不对外人展示，甚至有些人死前，会焚化藏品为自己陪葬。

在普通民众的眼中，文物没有民族性和公共性可言，是可以随意售与他人的私有财产。因此，既有像王圆箓这样将敦煌经卷出售以筹措修葺道观资金的道士，也有倒卖文物以获取利益的商贩和为外国探险者充当向导的“寻宝人”。据不完全统计，1871—1910年间，西方学者以考察、游历、探险为名，先后在中国进行了100多次考察活动，他们或亲自发掘或低价收购，将大量文物偷运出境。被掠夺的文物中，影响最甚者当属“敦煌文书”。敦煌文书自1900年被发现后不断外流，其中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收获”最丰。仅1907年，斯坦因以区区40块马蹄银换取了24箱写本和五箱佛画，他曾坦言“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今天，英国和法国图书馆中藏有敦煌文书共1.7万余件（约占总数的2/5），且均为精品，都是这一时期被掠出境的。

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和中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以罗振玉、康有为、张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建立博物馆以达到防止古物流失、保护文物的目的，促使文物的所有权在实践层面上从私藏转向公有。建立博物馆能够避免因“深藏闭守”而造成的“社稷倾覆，朝代推移，不旋踵而散佚殆尽……重以世乱年荒，故家钜室不克保其旧藏”的局面，以防止“三代两汉之物，流传海外，不复见于中土”的发生。

随着文物公有思想不断发展，1914年，北洋政府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遗留文物运京保存，设立了古物陈列所，虽然仅是部分开放，而且收费高，观众少，社会效益有限，但此举却有效防止了不法之徒盗卖这些贵重文物。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完成了文物由专供皇室独享的玩物到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的转变，实现了文物公有；而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的《古物保存法》更是将文物国有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博物馆事业，我国博物馆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根据官方统计，我国博物馆总量从2000年的1397座发展到2020年的5788座。百年风雨兼程，不忘来路，中国的博物馆作为展示传统文化的舞台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与希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文明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