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尹德纲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曾在北电网络（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总部位于加拿大）担任过五年工程师的他希望向管理层进发，而通过MBA教育补充财务管理知识是这一过渡的重要环节，那么三所著名学院选谁呢？最终，原来理工科教育的背景帮助他做出了决定：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一所隶属于知名理工大学的商学院，一所只有52年历史相对“年轻”的商学院，一所被称为“麻省理工的黑色绵羊”的商学院。

如今毕业一年多的尹德纲已经成为了北电网络大中华区GSM/GPRS/EDGE产品线总监。当记者通过CPN（中国职业精英网）找到尹德纲聊起在斯隆商学院的当年，他神采奕奕，攻读MBA的日子仿佛历历在目。

报到第一天，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报告厅内挤满了三百余名2003级MBA新生。座位靠后的尹德纲暗自庆幸自己个子高，能看得清走上讲台的MIT校长Charles Marstiller Vest。身穿黑色礼服的校长没有马上开始演讲，而是先问台下：“你们知道今天来到的是什么学校吗？”MBA学生都脱口而出说：“斯隆管理学院。”校长有些略带无奈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会忘记前面的MIT几个字。”

校长怎么会做这样的开场白？尹德纲正在奇怪，身边了解“内情”的同学介绍说：“咱们斯隆对麻省理工一直都是‘双重情感’，有MIT这全美排名前三的大学做平台当然好，但是一提到斯隆，人们就会想到MIT，而一提到MIT，又自然会联想起工程技术。管理者都不做技术了，有哪所商学院希望同工程关系那么紧密呀？”

这段解释不无道理：麻省理工建校以来包括威廉·肖克利、保罗·塞缪尔森、罗伯特·索洛等获得诺贝尔奖的57人中几乎全部是因为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成绩。在有着近140年强大理工历史的背景下，斯隆这个略有些“半文半理”的学院两相“为难”：尽管在美国商学院排名中位居第四，但在外人眼里仍是脱不了“工程技术”的嫌疑；而在“自己人”（麻省理工其他学院师生）看来又觉得“另类”，贯之以“黑色绵羊”（奇怪的个体）的称呼。

那么，选择这样一所“技术型商学院”对尹德纲来说是否称得上是上策呢？当时的他充满了茫然。不过，在随后的两年里他逐渐找到了答案。

MIT斯隆商学院每届300多名MBA、在两年的学习中，90%都能成为“准熟人”。一是因为小课堂上课，很多课程只有不到30个学生；第二是任意选课的制度，有很大的流动性。

斯隆学院课程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同哈佛商学院的“互选课”制度。两所商学院的学生可以交叉选课，学分都计入学位成绩，增进了学术的多样性。加上哈佛、MIT两校仅一条查尔斯河相隔的地理条件，更为学生去对方的学院上课提供了便利。

不过尹德纲一年级的课表几乎被斯隆学院那些强调定量计算的课程占满了，其中当然包括著名的“Data, Models, and Decisions (DMD)（定量计算课）”，该课以繁杂的数学计算、耗费学生大脑而著称，被很多学生开玩笑说成DMD是 “Death, Murder, and Destruction（死亡、谋杀和毁灭）”，没有留下任何选择哈佛课程的时间。

在枯燥的课程之余，尹德纲总算发现了“一块绿地”——麻省理工人文学院的一门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Literature, Ethics, and Authority（文学、道德和权威）。除了课程学分高之外，课堂阅读有诸如莎士比亚文集等，综合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案例分析。听起来容易读起来难，大量的阅读、文学色彩的词语、哲学式的讨论让尹德纲这种习惯了精密思维的理工生开始有些难以应付。“现在回想，当时的选择很正确。本科理工的学生又来到技术性这么强的学校，如果再不注重自己EQ和人际关系与沟通表达能力的培养，就业后也许真会成了‘机械人’。”尹德纲风趣地说。

除去课堂阅读，斯隆的MBA学生还有大量的报纸、杂志要看，其中当然包括享有世界盛名的的《斯隆管理评论》。

“杂志里很多文章类似于课堂案例，而我更感兴趣的是针对个人发展方面的文章，比如有的介绍商业管理领域成功男士比较激进性的个性，对其他人要求很高，经常忽视别人的付出和努力，所以应当在这些地方注重改变自己。”尹德纲对这样的文章很有认同感。

第二学期开始前，教授们开始在MBA学生中选择自己的助教。助教名额总共是12人，但申请学生达到了八九十名。成绩名列前茅的尹德纲争取到了两门课的助教机会。

“管理传播”是讲授如何有效地传播商业信息，比如在众人前演讲的技巧：一个学生站在台前，根据老师当场给出的题目进行即兴演讲。老师会给出特定的讲演内容、讲演对象和讲演目的。演讲后学生总结自己的演讲重点，自己打分，而后是老师讲评，其他同学参与讨论。“比如有一次一个巴西同学，让他介绍巴西传统文化，对象是中国观光局组织来的商人，传播目的是吸引他们来巴西投资。”尹德纲说：“好在我们很多同学来自不同的国家（MIT的外国留学生比例高达60%），总有讲不完的话题。”担任助教的尹德纲通过给同学打分，分析不同个性、背景、知识结构同学的不同表现，再对应自己的表现，弥补不足。

“更有意思的一门是关于谈判的课程：教你怎样判断对方底线、怎样在道德的前提下“套出”对方的条件，在什么时候先开价还是后应价更有利，实用性很强。”他说：“我们是分成小组进行谈判，课程最后的分数是根据你一学期谈判的成果来评定的。开这门课的老师Gordon M. Kaufman原来就是在石油行业从事谈判的，曾为政府、跨国公司进行咨询，有丰富的实践案例。这位年过七旬的教授仍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现在还热衷于游泳、轮滑等运动，他告诉我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谈判中才能摸清对方想法中的每一步改变。”

尹德纲说做助教的好处是不但对自己的要求高，希望每场辩论都成功，而且能够同老师模拟谈判，而Kaufman教授总能胜他一筹，从辩论技巧层面上升到人性的层面看到他的底线。

在麻省理工的时间越长，尹德纲越感受到了这所学校的独特：相比于哈佛、斯坦福等古色古香的校区，有着139年历史的MIT的建筑要现代、实用得多；同有些学校要高价出售其案例等方式迥然不同，麻省理工还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包括实验报告、讲座或研讨会录像在内的教学材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多国文字方便教授和学生参考（中文翻译的网址为：http://www.cocw.net/cn/index.html）。在这样的环境下，斯隆的办学理念也更加开放、实用、更具包容性。

“麻省理工的学生不仅能钻研学问，而且学习之余还是很有幽默感和想像力的。”尹德纲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黑客行动(hacks)。”Hacks在这儿并非是指网络上的破坏者，而是学生们聪明和善意的小闹剧。他们曾将一辆警车搬上了几十米高的学校标志性建筑圆顶之上，为了纪念赖特兄弟人类首次飞行成功100周年，还把一个仿真的飞机模型搬上了圆顶。“最有意思的是据说曾有斯隆的学生将他们学到的知识用到了赌场上。比如有本叫《Bringing Down the House》的畅销书就讲了6名麻省理工的学生联手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运用技巧成为富翁的故事，他们一个周末就赢了几十万美元。 ”尹德纲说。

2003年入学的斯隆学院MBA似乎格外走运，不仅是由于全球MBA教育回暖，学生毕业去向转好；也因为有机会参加“Sloan Innovation Period——First Year Challenge”——模拟实战的商业竞赛，比赛的类型是模拟产品设计、生产、营销等整个流程。在最近Sloan Challenge比赛中，斯隆学院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MBA学生分为28家虚拟公司为将一款神奇的高科技雨伞产品率先推向市场开展竞争，这款产品的特点是速干、可以缩小为衬衣口袋大小并且可以上网。在比赛中，以前从未见过面的各支队伍只有一天的时间来设计产品、编写营销与销售计划、制定公司的业务计划以及开发财务模型，向风险投资家进行推销。获胜者得到的物质奖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得到许多大公司的赏识，登上一条有发展前途的便捷之路。当然，比赛的成绩还可以计入MBA学分中。

“IT Sloan Challenge是学校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调整教学设置，创新出来的新教学模式。”尹德纲说。斯隆很重视学生们的意见，每年都要在网络上发布反馈意见调查表，让在读和毕业的学生填写。“我们那几届的反映都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不够，学习过程单一，希望挖掘出更富挑战性、趣味性的学习方式。所以学院设计出这种集中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课，应当说是我们原来模拟课堂的进一步发展。”

上著名营销专家Nader Tavassoli教授（现任职于伦敦商学院）的市场营销课时，尹德纲等同学也曾经组建了一个虚拟公司。沃里教授根据专门的计算机软件随机给每个公司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劣势，比如说资金丰富但研发力量不足。学生们进行市场调查、预测客户购买倾向后设计新商品，经过生产、定价、营销、售后服务到产品淘汰，当然每个环节都是虚拟的，产品数量、质量等都是根据公司的情况预测计算出来的。计算机软件可以跟踪比赛的每一步，分步骤打分，最后根据每个公司的盈利情况打出总分。

“这同实际的商战几乎一样。我们‘公司’最初的产品设计、市场定位、产品性质都还不错，但一时得意导致估算的生产量过高，积压的产品只能贱卖，结果成绩不理想。不过这次教训倒给我现在的工作上了很有意义的一课。”尹德纲深有感触地说。

每年，许多斯隆毕业生都能找到让同龄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这位来自加纳的第一位黑人联合国秘书长，正是在MIT担任研究员期间获得斯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的。

不过，由于斯隆对于实干、技术的重视，麻省理工的MBA毕业生们更富企业家精神，加上班级规模小，同学们的团队意识强、班级友谊深，所以其毕业后自主创业的学生比例也占美国十大管理学院首位。有调查显示，如果把MIT的研究生和教师建立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公司创造的总收入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第24大经济强国。

（文章来源：《商学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