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北京城已弥漫着复辟的气息。1月底，民国政府授予各级官员“上、中、少卿、大夫”等名衔。满朝文武皆以此为荣，弹冠相庆，欢宴不已，很多人将授衔喜报高悬家中，竞相夸示。此等景象，令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青年吴宓大惑不解，“日来中日交涉，益见侵迫。当局只以爵赏虚恩，牢笼多士。而举世亦互相颠倒，沉沦于醉梦之中”。

险些将吴宓“雷倒”之事接踵而至，他一位同学的兄长，居然上书政府请求恢复科举制度。思想新潮的吴宓忍不住讥讽道：“如此类者，宁非怪异？满清之亡，亡于官吏，官吏岂民国之福哉？”

至当年9月6日，袁世凯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久已传闻之事，终于坐实，青年学子们反应更加激烈。如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目睹旧文人、新官僚们纷纷上书劝进，“中杂许多卑劣肉麻之语”，不禁慨叹“伤哉！文人无行也”。朱与同学谈论此事，都认为袁世凯其人其行与三国之曹操无异。到了年底，学生们听闻“县公署候省署电报，报北京登极大典事”，大家“相与叹息久之”。朱峙三私下写道：

“孙文为造成民国之人，袁氏为恢复帝国之人。两人非凡人，但期望以后百姓不遭殃耳！日本二十一条，袁氏轻俏接受。甚矣！视天下为私物，以人民为牺牲品矣。”

与千里之外空发感慨的朱峙三相比，人在京师的吴宓心中之苦痛更为剧烈。他和清华同学们都担心帝制恢复后，将“常使幼稚愚暗之国民，永远欣慕专制之毒鸩，共和再建，愈增困难。我国民百世而下，沉沦奴劫，返顾若辈之肉，其足食乎？”

为何芸芸大众对于复辟反应漠然，甚或有趋从之心？吴宓认为根源仍在国人之思想未能启蒙，智识仍要发展，“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不然者，虽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无救于危亡”。吴宓的这些反思，已大体接近日后新文化运动骨干们的主张。

此时此刻，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领袖之一胡适仍在美国留学。他听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即应美国《外观报》之邀，写下短评《中国与民主》，试图从学理上驳斥复辟之说。在胡看来，袁世凯大可不必故弄玄虚，重启帝制，因为“按照现行宪法，可以保险地说，中华共和国总统所拥有之权力，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凯撒和沙皇大得多”。既然民国大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签署法律、宣战缔和、任免官员、赦免减刑、兼任军队总司令，乃至接见各国大使、与外国签约，“在这长长的政府权利单上，一个君主头衔还能在其上再添加些什么呢？”一向温和的胡适甚至正告袁世凯：

“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去的电讯传到大洋彼岸，胡适立即挥就《死矣袁世凯》一文，历数其一生之过，认为“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想必胡适的评论，也道出了如吴宓、朱峙三等人的心声。问题是，这场新潮学子眼中的“复辟闹剧”固然是草草收场了，但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敬畏的紫禁城龙椅，与某些野心家眼中那一袭诱人的蟒袍，何时才能真正退场呢？

民国初年，享有“卧龙”之誉的前清遗老郑孝胥避居沪上，冷眼观察时局变幻。1915年初，他得知袁世凯大肆封官颁爵之余，还要将紫禁城东华门改名为新华门，或谓之新莽门，即评论道：“袁之呆妄如此，北京将变为朝鲜汉城矣。”意思是若任袁世凯这么折腾下去，民国迟早将沦为他国之附属。

另一位曾在前朝任职的遗老恽毓鼎，此刻身在京城。面对政局乱象，他质疑当政者起初“大声疾呼以歆动吾民者，铲专制之淫威，享共和之幸福”，时至今日却“横征暴敛，更甚于前，密似牛毛，苛逾虎猛，朘脂膏，罄锱铢，以供暴兵冗官之吮嘬”，似还不如清廷官员体恤民情。

1915年8月16日，郑孝胥从京城来客口中得知，北京政府“改复君主政体、美顾问古德诺倡之；严复等皆入筹安会，提议久安之策；袁世凯举衍圣公、明后朱某及宣统皇帝为中国皇帝”。郑氏认定此“皆袁氏自求为帝之戏剧也”。到12月16日，北京各界拥戴袁世凯，“称其大功六，宜为皇帝”。郑在日记里写道：“观之使人眦裂发指。”

但恽毓鼎的立场出现180度大拐弯。8月16日，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六人成立筹安会，议复中国为君主制。之前对袁持批评态度的恽氏忽称“此救时第一义也”。理由是清廷亡于所谓议会立宪，民国也行将因党同伐异而陷入绝境，况且“改共和为君主，与吾衷固非剌谬也”。

心动之后便是行动。9月13日，恽毓鼎收到大总统令，出任政治咨议，“并送来任命状一纸，月支薪二百元。”恽氏感喟不已，写道：“寡妇再醮，自此始矣。” 12月13日，恽早上七点钟便身着大礼服进入新华门，亲眼见证了袁氏登基的历史一幕。

恽氏入仕洪宪新朝才三个月，南方诸省已硝烟四起，讨袁旗帜插遍大江南北。3月22日，袁世凯迫于无奈，撤销帝制及洪宪年号，仍称中华民国元年。此时恽尚能体察袁之苦衷，赞曰“元首不惜屈己从人以救中国，自是可敬”。到了5月1日，他的日记里已出现“项城（编按：袁世凯籍贯河南项城，世称袁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骋”之类文字，隐隐然有悔上贼船之意了。

与恽毓鼎的投机不同，郑孝胥始终对袁世凯不太感冒，认为反反复复的洪宪闹剧将开启战端，6月6日上午十点，袁世凯病重而逝。郑孝胥仅在日记里淡淡写下一笔，而恽毓鼎却颇费心思：

（袁世凯）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筦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

恽氏这番评论，实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苛责，恰恰流露出遗老们爱恨交织的真实心境：袁世凯顺势而为，迎奉宣统归位，方是正道；称帝自立，实属逆势而动，必败无疑。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