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底，人口计生政策调整的分步走战略终于从“单独两孩”走向“全面两孩”。

早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就认为，今后15年，我国劳动力快速下降，而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8.75亿人增加到8.77亿人，2050年从7亿人增加到7.26亿人。

2013年“潜在增长率”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次提出。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可以把达到老龄化高峰期时的老年人口比重降低1.5个百分点；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与总和生育率1.6的情形相比，可在2036~2040年期间把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可保持人口代际更替。目前官方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口径是，经过校正后为1.5~1.6。不过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等学者也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3。

“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的价值和贡献，关键点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增量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少。”穆光宗说，我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随着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而减少，目前我国仍有近10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人口政策的调整，将对人口红利有促进作用，产生新的人口红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梁建章则从消费的角度，计算了政策出生人口对经济的拉动。他认为，“单独两孩”过渡到“全面两孩”政策后，根据估算，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

按照每个孩子每年带来3万元消费来计算，那么每年新增的消费就是750亿元。除此之外，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民间和政府的投资都会成倍放大，因此在政策实施的最开始的5~10年里，每年可能额外增加2250亿元的投入。而将以上两项预期数据相加，3000亿元相当于中国GDP额外增长0.5%左右的水平。

“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保7’的目标，同时也会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 梁建章认为。

但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来说，人口总量控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仍是摆在城市发展面前的一个问题。从“单独两孩”政策启动时，外界就曾提出疑问：计生政策的放开，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多大的压力？

官方解释称，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2014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达到2426万人。面对严峻的人口压力，上海方面也曾表示，上海将按照2480万常住人口的调控目标，切实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 2020年北京人口总量控制目标为2300万人。而目前北京人口已达2154万人，这一数字大大超过2005年提出的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一目标。

（孟庆伟）